章太炎全集_上海人民出版社编_9787208143777

本书上半部分收录章太炎去世之后，其弟子主持的《制言》杂志刊登的唁电、唁函、挽联、挽诗、祭文、纪念回忆文章，反映了太炎先生逝世后社会各界的对他的悼念、评价等反应。下半部分收录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整理的《章太炎研究文献书目初编》，较为全面地体现了自太炎先生生前至去世八十周年对章太炎的研究状况。

世论太炎先生，曰“有学问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无论何者为确，谓太炎先生之于近代中国为鲜有之关键人物，当无异议。

先生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以慕顾亭林之为人，遂改名绛，别号太炎，后竟以号行。先生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逝于中华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六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九。

先生生当季世，内政隳颓，外侮日深。先生幼承庭训，读《东华录》，民族主义思想萌焉；博涉经史，不自外于时势，乃渐有救国之志。初则主改良，入“强学会”，撰述于《时务报》，与康、梁为同道；庚子，断发割辫，与清廷决绝，既而重订《訄书》，作《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一扫尊清之迷思，耑以“光复旧物”排满革命为的矣。嗣后宣扬革命思想，累遭捕系而不殆。时国人思变，而康氏撰文累牍，以为民主不可行，力倡君主立宪之说。先生以为大缪，奋笔痛驳保皇之非，斥皇帝小丑不辨菽麦，颂民主革命求索自由。时邹容著《革命军》，先生序而广之。清廷大恐，起“苏报案”，拘先生于狱者三年，而先生声名益高矣。时人谓《訄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革命军》出，人人皆言说革命矣。是先生于晚清思潮中，扬清汰浊，改良思想遂渐为世弃。先生凡七遭追捕，三入囹圄，革命之志，弥笃不衰。一九〇六年，先生出狱，东渡扶桑，入同盟会，主笔机关报《民报》倡言革命，与康氏一脉相诘难。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润而投身革命者，岂可数哉！先生又著《俱分进化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代议然否论》诸文，于革命力量之奋扬、帝制后之国体、建制诸事，皆有学理之探讨，即“中华民国”之名亦出于先生。唏！民国之肇兴，先生奠基之功鉅矣。其所论说虽未能尽行，然未可轻而忽之也。

民元既始，先生与孙、黄等不无异同，然心志固在匡救时艰，而无锱珠之私也。洪宪窃国，先生复以反袁遭系，不得出户者三载，绝食者再，当庭诟詈，耿耿不可屈，而袁氏亦无如之何也。袁氏亡，先生乃得南归。其时南北纷攘，国犹未安，乃奔走南北，游说四方，期中华之光复，冀黎民之安康。及国民党北伐，先生复以政见不合，退隐沪上，弘道一隅，若无与于政，然拳拳之心，固未尝少懈也。继而东北兵退，热河不守，淞沪亟变，先生皆唱大义于天下；责张汉卿，助十九路军，不废实行。先生晚节昭昭，绝无纤毫之颓唐焉。

先生之学博而约，闳而邃，于经、史、子、集及印、西诸学皆有独得。举凡古近政俗之消长，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故黄季刚（侃）先生曰：“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康（唐）之遗绪；博综兼善，实命世之大儒”，诚不刊之论也。

先生尤精于小学，学者谓为乾嘉正统派之殿军。清之朴学，自昆山顾氏肇其端，后竟蔚为大国。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沿革地理诸学渐为专门，学者苟通其一，即获赞叹，而先生乃能会而通之，上承戴东原（震）、段懋堂（玉裁）、王怀祖（念孙）、王伯申（引之）、俞曲园（樾）之绪余；下启近代各专门学科之兴盛。先生好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及繙阅大徐《说文》十数过，旳然见语言文字之本原，著《文始》、《新方言》。其躐越前人者，于文与字，不驻足于音同义同、音近义通、一声之转之混沌，而依文字之演进以探其源，即后世所谓以历时观念检视本体也。其于音声，亦不拘于同、近，创《成均图》，明言对转、次对转、次旁转，益合于音理及语言实际矣。至于发明孳乳、变易二例，尤为前人所不能言。如是，遂使附庸经学之小学，一跃而为独树大纛之语言文字学。季刚先生踵而襄之，遂有“章黄学派”之绵绵。

先生治经，专尚古文，与康有为相颉颃。破燕齐方士怪迂之谈，谓《春秋》乃史家之实录而非万世之圣经；《易》明古今之变，史事之情状见焉；《礼》、《乐》为周室法制，《诗》记列国之政，《书》之为史益莫须辨；孔子删定六经，非素王制法，乃在存故史，彰先世，故孔子为史家宗主。然亦许孔氏以“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绝千古”。此其立意有别于康氏，而摧破之功则略同，经学由是而遂失庙堂之尊。是先生尤斤斤于学术独立，永葆中国独有之史学也。先生之治史，继浙东太冲、二万一脉，尚博雅，切人事，而于明清易代之际，尝三致意焉，先生论经史之真意于斯可见矣。

先生亦措意于今所谓哲学者，其论周秦诸子、法相庄周之类是也。先生自叙：“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故先生不以朴学为极归，进而上之，期于哲理之构建有所成就。乃作《齐物论释》，以释氏法相之学释庄生之书，“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自许为“一字千金”。著《国故论衡》、《检论》，平章古今学术，如以西方名学解墨，明人性之不离于民族之类，皆能洞幽烛微，臻于圆融超迈之境。先生首唱“文学复古”，实即拟于泰西之文艺复兴，而应机说法，“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以周秦九流之学复华夏之旧物，新中华之来日也。

先生之学，淹博闳通，而不能忘情于政治，故少年针砭之论，晚乃有驷不及舌之叹。实则先生光复中华文物之志，条贯始终。晚岁讲学吴门，如“子夏居卫（魏），西河于以向学；仲尼反鲁，雅颂繇是得职”；匪止此也，乃一则以挽颓风，厉薄俗，取顾宁人知耻、厚重、耿介之说，复揭必信一语，以图治时人之弊，使人皆得卓立；一则以宣扬国粹，激励种姓，以文史之学传中国之命脉，国即亡而必复。尝言：

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于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

临终，先生尚以为饭可以不食，学不可以不讲，是先生拯溺救危，以祈斯文不坠于地为己任，发扬国之瑰宝为天职，其自任者重矣，远矣。先生自谓“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斯亦见其终以国运人事为第一要谛也。

先生讲学卌年，门生遍天下，从游者各得其一体，皆为名家。承其小学者，黄季刚、钱玄同；继其史学者朱希祖、王仲荦；汪旭初以文学显，吴检斋以经学鸣。余者自成一家者更仆难数。先生实亦下启新文化运动者。健将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辈，多尝登章氏之堂或其同道；而其论周秦诸子出于王官，平章历代学术，实为近代学术史之滥觞；论有清之学，指斥清廷之桎梏，分吴、皖为二派，条析古、今之得失，为总结清学首出之作。其后刘师培、梁任公、钱宾四等继之，虽胜义迭出，要皆未能破其樊篱……是先生开启山林，后来可循道而有所成，其嘉惠于学林后世者，岂可以道里计哉，先生者可谓近代之大师矣！

昔钱玄同挽先生曰：

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土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

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卌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种姓，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

是为得先生学术之精义，显先生践行之精神也。

先生之功伟，先生之学精，后之仰之者，有志于为国为学者，可不识全豹而言前修耶！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乃有梓行先生《全集》之议，且列入国家古籍出版规划。上海人民出版社荣膺此任，聚海内英华，句读校录，费时多载，乃有《全集》八卷问世。惜非完璧，且囿于时空物力，不免于偶疏。先生文宗魏晋六朝，喜用古字僻典，学人时苦艰晦，难以卒读，鲁迅即尝言其于《訄书》，“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全集》八卷出，乃得以便人之披览。近岁先生文字选本渐多，实多本此；学林亦得藉以探赜先生之生平学术及近代之政局、学界之变迁。《全集》之功不可没也。

虽然，时人亦不能不以《全集》而未全为憾。先生及门，尚在者无多，前辈学人亦如晨星，董理编校之事，一似救宝物于屋火，岂可稍迟哉？三十年来，学界多措意于先生之事之学，求索所得益富益明，再版《全集》，补其未备，此其时也。是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乃重启刊行《章太炎全集》之计划，藉海内外著名教育、研究机构诸公之力，复得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戮力褒崇乡梓先贤，为之大力襄助，乃有新刊《全集》之剞劂，后出转精，必可期也。

昔予从陆宗达（颖明）先生习小学，承章黄一脉，于太炎先生宏论每有会心，获益良多。迄今六十载，无时不以章、黄及其高足如颖师者之为学为人自励，虽不敢以传人自矜，要亦继其志而张大其学。今蒙太炎先生哲孙章君念驰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谬爱，以《全集》之序嘱予，忆先哲之谆谆，念来者之嗷嗷，敢不勉而为之。乃略陈所识先生行事、为学之衷心，祈于今于后，继之者当念兹在兹之意，并及《全集》整理出版、再整理再版之始末云。

繄！先生舍身求义于民族危亡、国粹陵替之际，后学拜诵校理则值民族复兴、文化蓬勃之春，先生以文史传民族命脉，国运必复之论，今也益见其先知矣。传道于国运转戾存亡之秋，承前启后，逝者已矣；继学于阜平安和之日，改旧立新，其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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