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社团发展及其社会管理意义研究_郭彦军_9787313164452

本书稿对近代上海社会发展的历史特点及民间组织发育成长的动因与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对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社会管理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对近代上海的发展历史作一个新视角的观察，从而更加立体地理解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历史进程，给今天上海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些历史镜鉴，也为当前推进都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些历史经验的鉴思。

　　近代上海社团的发展，是商贸市场不断扩大和近代思想文化不断浸润的结果。开埠前的上海是一个传统的港口县城，它与其他地方一样，和着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节拍，缓慢而有条不紊地踱着历史的方步。但由于其襟江濒海的交通优势，这里较早地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以棉纺织业和航运业为主的商贸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传统的会馆公所和手工业行会开始出现。但总体上，近代前的上海，仍然是封建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社团组织也相对较少。

　　开埠后，上海被推入传统之外的发展轨道。西方工业商品畅通无阻地进入上海市场，对上海传统的棉纺织业和其他手工业造成严重冲击。上海的经济形态被逐步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范畴。随着外国商品进来的，还有隐藏于商品里面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观念，这比有形商品对社会的影响更大。租界的开辟，更使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直接种植到了上海的土壤之中。近代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引导着近代上海向西方社会形态转型的倾向。

　　近代上海三界分立的政治格局，打破了封建政权对城市社会进行统一管理的权威，传统的治理威信和方式逐步消解，城市区域产生很多管理弱化的“飞地”和“真空区”。各种力量在分割治理的局面中，流动分化，社会风险加大。

　　开放的贸易条件，发挥了上海发展市场经济的区位优势和连接内外贸易的巨大经济潜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工业经济加速发展，商品市场快速扩大，产业规模大幅度跃升，行业门类空前增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社会生活普遍商品化。为协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群体自身利益、稳定社会生活环境，大批近代社团建立起来，出现了社团组织繁荣发展的局面。

　　近代上海的快速发展吸引大批各方移民来上海创业经商、寻机谋生、定居生活，上海成为近代移民城市。共同的移民经历使各方移民逐步融合为近代上海市民。市民的个体独立性和民主价值观，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上海各类民间社团的建立和发展。

　　开放市场经济的推动和近代思想文化的浸润，激发了近代上海社会的民间活力与创造力。社会各领域自我组织、自主发展、自应潮流的自主基调催生了社团的大量建立，形成了近代上海管理型的公共领域。以各领域社团在社会各领域的活跃作用为特征，近代上海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市民社会色彩。

　　社团的发展，与近代上海的发展并肩而行，是近代上海市民社会的一种自治和自主精神的体现，增强了社会的活力，维系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提升了城市的创造力，丰富了城市生活的内容。

　　社团组织是近代上海社会的重要整合力量。在政府权威弱化、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的近代上海社会中，社团活动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作用。

　　近代上海也是一个黑帮组织泛滥的社会。黑帮是一种变异的民间团体，是大批城市流民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保障，从而被利用或合伙攫取违法利益的团体。黑帮的盛行，说明近代上海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社会缺陷。大量社团的存在和发展及其维护社会利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黑帮的捣乱活动。

　　从对近代上海社团的历史考察，可以检视到：社团是民主自治、民主自律的社会管理力量。今天的社会管理创新，有必要充分吸取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社会聚合作用的合理成分，开发社团的社会管理潜力，进一步发挥社团组织参与行业管理、提供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

　　《近代上海社团发展及其社会管理意义研究》：

　　第三节移民人口的膨胀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是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发育的另一重要条件。除因经济发展而吸纳的人口增长之外，近代中国的几次战乱，像1853年太平军进军上海时期、北方义和团运动时期、军阀混战时期、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和1946-1949年内战期间，上海城市人口出现了突发性的大增加。一、近代上海人口增长的概况

　　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江浙一带的富户豪族及大批民众络绎不绝地向上海避难求安。时记“粤匪陷金陵，其后狼奔豕突，蹂躏十余省，东南完善者，独上海一隅，其在江宁也约千里，乡人昔懋迁于此者有之”，“当是时，都人士流亡襁负而来者，络绎于道，故地为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间，肩摩趾接，居室则嚣杂湫隘，荒地亩辄百余金。”①随着太平军向上海逼近，先是镇江、扬州富户携资远徙，一时间，“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郡，又由苏郡移居上海”②。形成了一股“搬移者始自关外，旋及苏州，十去其七，渐及上洋”的人口流动潮流③。

　　继攻占南京以后，太平军又连下常州、无锡、苏州诸城。史记：“苏城失守，藩臬各官俱奔上海，制台亦逃上海，预为浮海之计”④，形成了“苏省新属官僚，皆集上海城内”的局面。其中著名的有江苏巡抚薛焕、苏州知府吴云、督办江南团练大臣庞锺璐、帮办杨振甫等大官僚。跟随大官僚远逃的是富户大族。其中有著名的地方富绅潘曾玮（大学士潘世恩之子）、木渎（苏州一城镇）的冯桂芬、苏常地区的席立功、周韬甫等。浙江的情况也是如此，杭州和宁波被太平军攻占时，大批人涌向上海，钱庄和商人都到上海避难，“此际富商多受厄，难民逃循似禽飞”⑤。

　　由于在近代多次战乱及上海工商业的发展，而引起上海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是世界罕见的。据统计，1852年至1949年，上海人口增长了9倍左右，净增长人口500万人。同期的国内城市南京和北京近百年来的人口增长数不过1～2倍。同期，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大城市，亦远不及上海人口增长。①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的超常增长，加速了城市阶层的分化组合，各种人等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必将产生新的变化。二、阶级分化与民众社团的形成

　　民众社团，是民众，特别是劳动阶层以争取本阶层利益为纽带建立的社团，它不同于社会上层人士把控的社团。具有民众自觉维护自己利益的特点，是在工人和职员阶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同于农村乡绅和农民分层的情况，近代上海各类移民，在城市中重新分化组合，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像买办、民族资本家、工人、职员、商贩、个体劳动者等等。

　　买办是半殖民地的产物，在近代上海城市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买办在旧上海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虽然很小，但其经济地位却十分重要，而且上海的买办占全国职业买办总数的比重极高，近代上海的很多社团组织都有他们参加。早期上海的买办以广东籍人居多，以后江浙一带的富户大族也相继充当买办，上海的商人也有发展成买办的。职业买办不仅在商业和金融业等行业成为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还通过他们的资本积累，相继投资于上海的商业、工业和其他行业，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其中也有不少职业买办因受到西方殖民者的赏识，代表租界中的华人势力参与城市管理。

　　比买办人数更多的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20世纪以后得到迅速的发展。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共5万多人，占上海人口总数虽然只有1%②，但它在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民族资本家是近代上海工商社团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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