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战略管理（第二版）_钟尉_9787509649848

《中国管理思想精粹（第3辑） “（学）派”系列：兵家战略管理（第2版）》从战略管理基础、战略分析与决策、战略行动等方面讨论了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管理思想精粹（第3辑） “（学）派”系列：兵家战略管理（第2版）》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介绍了相关理论，对重要概念进行了跨文化的重新界定，确立了分析框架和相关预设。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以《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等典籍为代表的道兵家、法兵家和儒兵家三个思想流派的战略管理思想。第三部分是讨论与启示，主要讨论了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与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之间的差异、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结构特征以及兵家战略管理模式等，并从兵家战略管理的视角对当前比较流行的企业能力理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企业能力观。
　　《中国管理思想精粹（第3辑） “（学）派”系列：兵家战略管理（第2版）》各章开始都准备了引导案例或引导观点，在各章中根据内容需要设计了大量的相关案例、小故事和拓展知识，结尾设计了案例或背景知识，以引起读者兴趣和加深读者对知识点的理解。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著，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企业置身于世界市场的白热化竞争之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进行企业战略研究，搞好企业管理创新。然而管理创新行为总是与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相关，这就不得不涉及民族文化问题。对一个民族文化的把握，可以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两个维度来把握。就时代精神而言，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使“全球化”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意识与共同话题。在全球化的驱使下，任何一种经济格局、政治秩序、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单独存在；通过各种层面的对话、交流和交往，人类一切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企业管理也必然是全球化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社会转型”其实并非仅限于中国，而应当说是整个世界所共同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人们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不能不越来越关注全人类在现时代的共同境遇与“全球化”的普遍性问题。就民族精神而言，当代中国也正面临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全球化”趋势，然而“全球化”大潮并不意味着一切不同传统、民族、地域、文化、宗教之间的差异将荡然无存。推进“全球化”的经济与政治动因，从根本上说在于不同民族传统文化在相互交流和比较过程中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一种相互关联的秩序，以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稳定、均衡，从而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代各种文明形态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管理理论，都必须对此做出应答。而我们所希冀的应答，不仅包括各种管理操作性的手段，也包括一种为管理操作层面的手段提供合法性根据的管理文化基础。
　　长期以来，只要谈起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人们想到的往往就是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兵家的地位比起这些“显学”来，显然要逊色得多。一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往往把兵家与儒、道、法、墨各家分开看待，甚至对兵家避而不谈。受到这种影响，管理学界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研究也更多地关注儒家管理思想，对于兵家管理思想往往只集中于《孙子兵法》。实际上，兵家思想的发展与儒、墨、道、法各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互补、互利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的包容与兼通的特质；在古代就不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融合儒家和兵家思想为一体。明代的李贽就曾提出“吾独恨其不以《七书》（即《武经七书》，兵家最重要的七部经典汇编）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这种不同凡响的见解。
　　人们研究传统管理思想时对兵家思想的忽略，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兵家思想在近代的衰落，造成人们对兵家思想的忽略；二是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文化特质压抑了兵家思想成为显学；三是先秦之后中国相对统一安定的环境使得兵家思想常常被忽视。在和平统一的历史时期，治国和军事竞争是两件事情，而在战乱分裂时期，竞争性的环境使得治国和军事竞争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般在和平时期，军事竞争是从属于治国的，国家越是安定，周围环境越是和平，军事竞争问题越不受重视。
　　其实，兵家思想博大精深，人们熟知的《孙子兵法》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内容，军事思想也仅仅是兵家思想的一小部分内容。兵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与西方管理知识体系不同的管理思想。李泽厚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就应该追溯到兵家。兵家把原始社会模糊、简单而神秘的对立性观念如昼夜、日月、男女（即后世的阴阳观念）多样化和世俗化了。它既摆脱了巫术宗教的神秘衣装，又不成为对自然、人事的纯客观记录，而形成一种在主客体“谁吃掉谁”迅速变化着的行动中简化了的思维方式。兵家思想所具有的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灵活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正是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使它不同于希腊的辩证法论辩术，而构成中国实用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见兵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一样都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兵家的战略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化的传承作用，对现代中国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很多言行表明其经营哲学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张瑞敏曾经说：“《老子》帮助我们确立了企业经营发展的大局观；《论语》培育了我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勇于进取、刚健有力的浩然正气；《孙子》则帮助我们思考企业管理的方法和企业竞争的策略。”他把《孙子兵法》中“上下同欲者胜”这句话，作为自己管理企业的格言。三株集团总裁吴炳新曾将《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及《三十六计》等运用到市场营销中，并把它演化成38条工作方法和18种工作艺术，传授给他的数百名高级干部（尽管三株最终失败，但其早期的迅速成功及其为人们所公认的强大的营销能力，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任正非创立的华为公司是中国民企的一面旗帜，尽管其实力非常雄厚，但他却不断给华为员工灌输危机意识，防止华为公司奋斗创新精神的衰退，其所撰写的《华为的冬天》一文正是对《吴子》的“先戒为宝”思想和《司马法》的“天下虽大忘战必危”等思想的继承。可以说除了少数完全西化了的企业经营者，大多数中国企业经营者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和竞争战略时，都无法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兵家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兵家思想是一份有待国内战略管理学界开发的宝贵财富，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新形势下，弘扬优秀的传统兵家思想，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战略管理理论，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学术界需要全面深入探讨的一项重要课题。
　　《兵家战略管理》-书正是国内战略管理学术研究界旨在弘扬传统兵家优秀思想的一项新成果，同以往的同类著作相比，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选择的研究对象经典。精心选择《武经七书》中《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吴子》六本典籍为研究对象。并从管理学的视角把中国传统兵家思想分为三派：儒兵家、道兵家和法兵家。
　　第二，研究方法严谨规范，并有一定的创新。引入的管理文化研究视角和管理特质分析工具，对兵家典籍进行7系统的、规范的分析。
　　第三，建立了中西合璧的分析框架，能够保证在不丢失传统兵家思想精髓的情况下，又能够适应当代战略管理理论的要求。
　　第四，研究观点有一定的创新。本书把战略管理理论框架和传统兵家的战略思维方式相结合，针对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应用问题和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战略管理理论提出系列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
　　第五，关注读者兴趣和需求，打通理论研究界和实践界的隔阂。内容深入浅出，运用了大量的案例、小故事、拓展知识点等，以激发读者兴趣，引导读者思考。在精选案例过程中，把军事案例和企业案例对比，让读者明白两个领域的竞争活动的相似性和差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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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思想精粹（第3辑） “（学）派”系列：兵家战略管理（第2版）》：
　　第三节兵家思想的战略管理价值
　　一、建立本土化战略管理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孕育了深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以及在其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国传统管理文化造就了已维持达两千多年之久的中华统一国家，造就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中国文明。早在1699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在其著作《中国最新事务》中指出，中国的治国之道强于西方，而西方对自然的知识强于中国。治国之道其实就是国家管理的一种传统的说法。我国管理学界的泰斗苏东水先生认为在新世纪管理文化变革的潮流中，以中国管理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已经成为世界管理界众望所归的灿烂新星。无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巨大经济潜力的释放，还是世界华商的经济起飞，其背后都有中华传统管理文化的支撑。中国式、日本式、新加坡式管理也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该国文化融合的结晶。李雪峰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五千年的管理史，中国古代在国家治理、竞争斗争谋略和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着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成就。
　　中国传统管理文化造就了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这样一种管理文化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然而进入近代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国经济的衰落和西方学术界的话语霸权，这种极有特色的管理文化却几乎被完全忽视和大大误解了。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大量的优秀管理思想成分开始逐渐为现代企业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所重视，一些研究者开始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我国企业正在自发地将传统管理思想中的优秀因子融合到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中去，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在应对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是管理学界和企业界巨大而宝贵的财富。
　　当代战略管理理论基本上就是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很少有东方学者能够提出新的战略管理理论。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丰富的管理实践为它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20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管理理论为它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西方文化的科学传统为它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因此，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和西方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能够和西方企业战略管理实践很好地结合。而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短暂，自20世纪以来的外国入侵和社会动荡使得中国企业一直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发展。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竞争扩大和加剧，促使中国企业努力寻找可以用于实践的战略思想，但目前中国企业在开展战略管理活动时面临这样一些问题：第一，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经验的缺乏，使得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缺乏历史资料，也使得中国企业在进行管理时较多地借鉴非企业经营领域的知识用于战略管理实践之中。而这些知识往往来自于企业管理者所熟悉的传统管理思想，如传统治国之道、兵家思想等。第二，中国企业对于传统治国之道、兵家思想的运用大多数处于经验状态，缺乏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性认识和理论学说体系的支撑。这种零散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知识运用，客观地造成了企业普遍地缺乏西方严格意义上的战略管理。很多企业家把兵家的治敌思想作为竞争战略应用于企业，一方面虽取得了一些成功，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带来了系列问题。
　　第三，中国企业在战略管理中的实际状况是同时寻求传统和学习西方，但企业普遍缺乏主动整合中西方战略管理思想的意识。最常见的情况是表面接受西方战略管理理论而实际经营中却又充斥了大量的传统政治、军事管理手段。中国企业没有全盘接受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正是因为中国企业自觉发现了或不自觉地觉察到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中国情境中的不适应性，而产生的理性行为。但这也给中国企业开展战略管理活动带来了诸多困扰，在缺乏情境化战略管理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自己摸索开展战略管理活动的经验。
　　要解决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就必须建立情境化或者说是本土化的战略管理理论，这已成为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界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情境化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不仅是管理知识本土化的过程，也是管理知识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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