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要读懂中国今天的变革，必须读懂晚清民国史。要读懂晚晴民国，一定要读懂李鸿章。本书作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林教授从李鸿章早年奋斗、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最后甲午战败与列强斡旋签订不平等条约，用凝练客观的文字为读者展现了李鸿章传奇、悲壮的一生。
李鸿章晚年在检讨自己的一生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从他一生的遭遇来看，他说这话也不全是为自己开脱，他内心确实有难与人言的苦衷。这些苦衷当时不会有多少人理解，百年后，我们是否能对他的遭遇和努力更多一些理解呢？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李鸿章，除了要了解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和西强中弱的大背景外，还要弄清李鸿章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他到底应该对中国近代的丧权辱国负多大责任？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第二章专门论述李鸿章之位置，显然是要读者明白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所能发挥作用的限度。李鸿章往往被人称为近世中国之权臣，但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权力既无法同汉代的霍光、曹操和明代的张居正这样真正的权臣相比，也不如近世欧美立宪国之大臣。随着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君主的权力不断膨胀，而所谓的权臣则越来越少。作为大臣，不管身居何种要职，而谪迁生死全凭皇帝一道诏书，能得以善终就算是幸运。因此，满朝文武皆守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之主义，唯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
就李鸿章而言，在他的为官生涯中，除了要承受君主专制制度的暴虐外，还要时刻小心满族权贵对汉人的猜忌和防范。他一生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两广总督等职，特别是在直隶总督任上长达二十五年，又创建和控制着淮军和北洋水师，还是晚清外交的主要主持者，应该说是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李鸿章说到底还主要是一个地方官员，在他之上有军机大臣，更有皇上和太后。清朝自雍正以来，军机处逐渐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军机要务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虽只是皇上的御用工具，完全听命于皇上，但他们毕竟是最接近皇帝的官员，他们的意见有时可以影响皇帝的决策，他们的日常事务就是代皇帝起草上谕、代圣上立言，其权力之大和对皇帝的影响是地方官员无法相比的。可李鸿章终其一生未曾担任过军机大臣。更不幸的是，与他同时代的军机大臣皆非与他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
1894年9月30日，军机大臣翁同龢奉旨到天津责勉李鸿章。李鸿章惶恐引咎，承认“缓不济急，寡不敌众”。翁同龢质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如实答复：“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翁同龢又问：“北洋兵舰如何？”李鸿章一听这话便非常生气，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后慢慢掉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辩解道：“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愤愤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无话可说。翁、李的这段对话，充分说明李鸿章办北洋水师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他的无奈和愤恨。
除了军机大臣外，李鸿章的上面还有皇帝和太后。同治、光绪年幼时，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当皇帝长大亲政后，慈禧太后仍不愿放权，以致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甲午战前，慈禧太后为了筹备六十大寿，极力主和，而光绪此时已经亲政，他在主战派的舆论左右下，倾向于主战。李鸿章身处其中，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慈禧，放手准备一战，又在光绪帝的严厉斥责和主战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派兵赴朝，做战争准备。朝廷中的战和不定，使李鸿章和也难和，战更难胜。李鸿章固然对甲午战败难辞其咎，可把全部罪过都算在李鸿章头上也确实不公。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应该说，李鸿章是一个很会做官的人，一生中也基本上是官运亨通。但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李鸿章仍恩威并用，玩李鸿章于股掌之中。1868年2月，西捻军突入直隶，京畿震动，李鸿章因应援不力，被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可此时离他剿灭东捻军，被加骑都尉世职，尚不足一月。朝廷雷霆之怒，无法预料。1894年9月，平壤、黄海之战失败后，李鸿章又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直到1895年2月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时，才得赏还翎顶和黄马褂。1896年10月，刚从欧美回国的李鸿章竟因擅闯圆明园，罚俸一年，不准抵销。原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此时正在主持重修圆明园工作，每隔数日必亲往监督视察，圆明园已成禁区。可李鸿章刚从国外回来，不知内情，贸然入园散心，遭此处罚，除自认倒霉之外，又有何话可说。由此可见，李鸿章尽管表面上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但在专制制度的淫威下，他的官帽，甚至脑袋，都可以随时被最高专制统治者轻易摘掉。李鸿章固然缺乏扭转乾坤的勇气和远见，但他更缺乏这样的权力和条件。他只能做一个鞠躬尽瘁的忠臣，与大清王朝及其君主专制制度一块埋葬。
就李鸿章一生而言，还是梁启超的断语令人玩味：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李鸿章早年志向远大，曾发出“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狂言。作为科场上的幸运儿，他25岁即考取进士，28岁即为翰林院编修。此后，他奔波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场，历经磨难，终成晚清重臣。他认识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为求强求富，可谓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在对外交涉中，他抱定“总以议和为是”的原则，力避开衅，为此，他外遭列强的威逼，内受舆论的攻击，其内外夹击的苦楚难与人言。战败之后，又是他出面来收拾残局，在谈判中受尽屈辱。当1895年2月清廷遣使赴日议和被拒后，李鸿章不顾年迈，毅然前往，领受这份注定的耻辱。在临行之前，李鸿章曾开玩笑地邀翁同龢一同前往，翁连忙以自己未办过洋务而推辞。李、翁两人一进一退的态度，显示的是对重任的承受或推诿。1898年11月，清廷竟任命76岁的李鸿章为勘河大臣，考察黄河。这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李鸿章一开始曾以精力衰颓为由上奏请辞，最后还是勉力前行。在四个月的考察中，他不顾隆冬严寒，不辞劳苦，驱驰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标、治本两套治河方案，也算是尽职尽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师被占，太后、皇帝西逃。刚刚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又奉命赴京议和，在人生的暮年再一次充当“替罪羊”。辛丑议和结束后，他又投入与俄国交收东三省的谈判，最后，谈判未了，精力耗尽，带着遗恨离开人世。从李鸿章一生的表现来看，“不避劳苦、敢担大任”这八个字，他是受之无愧的。至于不畏谤言，更是李鸿章为同代官僚所不及之处，他内政外交的哪一项活动不是背负骂名、顶着喊杀声前行？
李鸿章终其一生未能挽救大清王朝的统治，也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是失败者。李鸿章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就他个人而言，正是归咎于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首领，尽管在认识上高出顽固派一筹，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李鸿章眼里，西方的长技仅限于枪炮、船舰、铁路、机器而已，中国的政教风俗仍远在西方之上。而实际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政教风俗，不改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其他的一切努力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厄运。梁启超批评李鸿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正是击中他失败的要害。李鸿章也许由于见识不远未看到这一点，也许看到了因顾忌自身利益不敢去做，这就是他的局限所在。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使李鸿章只能做一个东补西贴的裱糊匠，弥缝补苴，苟且偷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为无可救药的大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与晚清官场上那些尸位素餐、不撞钟的“和尚”相比，李鸿章无疑是佼佼者，算得上是一位时势所造之英雄，但当时中国更需要掀天揭地、扭转乾坤、转移世运的造时势之英雄，显然这样的英雄李鸿章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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