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敌为友_(美)查尔斯·库普乾著_9787301279915

世界注定要陷入无休止循环的冲突和战争之中吗；相互竞争的国家能否成为合作伙伴从而建立长久而稳固的和平呢。《化敌为友》一书为国家如何摆脱地缘政治竞争以及从敌手到朋友提供了大胆的创新。库普乾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以及涵盖全球并贯穿13世纪到当今的丰富的历史事实，探讨了如何化敌为友，同时他也揭示了关于和平根源的普遍迷思——民主是和平的必要条件吗；相互依赖可以促进和平吗。本书直接挑战了这些我们常见的理念，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巧妙的外交，而非贸易或者投资，是化敌为友、实现和平的关键因素。

第一章

持久和平

在欧洲移民抵达北美很久以前，易洛魁族（Iroquois）人的部落定居于今天的纽约州北部地区。这些部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严重损耗了他们的人口。到了15世纪中叶，五个易洛魁部落痛感人口损失日益增多，于是聚集在奥内达加族人一个村庄的公共火堆旁，商议停止彼此间的争斗。他们建立的邦联（Confederation）不仅结束了战争，还带给了易洛魁族人超过三百年的和平。几个世纪之后，维也纳和会也构成了欧洲一个类似的转折点。1814年到1815年间，欧洲政治家们的这次聚会不仅标志着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的结束，也带来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该协定维持了大国间超过30年的和平。易洛魁族的代表们通过设立在奥内达加的大理事会定期举行会议、解决争端，而欧洲外交官们更偏爱非正式的、视情况所需召开的会议来舒缓潜在的危机。但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持久和平。

尽管易洛魁族部落邦联和“欧洲协调”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它们都雄辩地证明了通过外交来克服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后者往往被视为国际政治的一个必然特征。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十分欣赏外交的这一潜力；他从总统任期开始，就决定不仅要修复美国同其传统盟友的紧张关系，还要运用美国的影响力来处理一些世界上最为棘手的冲突。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总统声称，经历过内战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复兴的美国人“不得不相信：有一天历史的仇恨将会过去；部族的分界线很快将会消失；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的天性将会显现；美国应该在引领新时代的和平进程中发挥它的作用”。奥巴马毫不犹豫地将他的言辞付诸行动。就职两天后，新政府就派遣高级别的使团出访，其任务是缔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以及维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稳定。正如奥巴马所选择的中东特使、前国会参议员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所说，“再没有比结束冲突更困难的事情了……冲突由人类所引发、实施和持续，它们也能够被人类所终结”。即使是对于伊朗这个美国最难与之和解的对手，新政府也决心要开展对话。奥巴马当局显然相信敌人可以变成朋友。

易洛魁族邦联和“欧洲协调”并不是证明外交可以带来持久和平的特例。例如，在19世纪末，英国巧妙地接纳了美国的崛起，为持续至今的战略伙伴关系扫清了道路。不仅美国和平地取代了英国作为全球霸权国，整个20世纪中北美和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打造了一个具有空前凝聚力和持续性的政治共同体。尽管这个共同体的建立是为了应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但大西洋共同体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联盟。的确，就像易洛魁族邦联和“欧洲协调”一样，它演变为一个持久和平区——在该区域内，战争已经不再是合法的国家手段。

持久和平区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有意思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在其中战争已经消除这么简单。相反，正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种更深刻、持久的和平，战争得以避免的根源不再是来源于威慑、中立或者冷漠，而是来源于国家间高水平的互相礼让，从而有效地消除了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当一个持久和平区形成时，其成员国就会放松它们的戒备，非军事化它们的关系，以及理所当然地认为彼此间任何可能出现的冲突都应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研究国家如何成功地避免地缘政治对抗的历史事件，就是为了探讨持久和平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会出现。

在探究持久和平的根源时，本书不仅提供了一个化敌为友的外交路线图，也揭露了几种流行的有关和平根源的迷思。基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开战的假设，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时常表达类似的论点，即传播民主就是促进和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相继出台了促进民主的大胆政策。的确，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双方都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呼吁建立“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这样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将会制度化民主国家间的和平，而被认为不值得成为伙伴的专制国家则被排除在外。有一些学术和政策共同体受到经济相互依赖促进稳定这种主张的深刻影响，它们也存在类似的思维倾向。常见的观点认为，美国和中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或者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商业联系不仅会有助于繁荣，在促进和平方面也是富有成效的投资。

本书直接挑战了这些常见的理念。本书否认民主是和平的必要条件，证明非民主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稳定的可靠支持者。相应地，美国应该依据他国的国家战略来判断敌友，而非依据其国内制度的性质。类似地，本研究表明，贸易上的相互依赖在促进和平方面只扮演了一个辅助性的角色，它有助于假设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但只是在国家之间的政治开放性先为和解扫清道路之后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巧妙的外交，而非贸易或者投资，是化敌为友、实现和平的关键要素。

关于国家如何以及何时得以避免地缘政治竞争、找到持久和平之道的这些和其他见解具有深刻的学术和政策意义。从理论意义来说，对持久和平现象的理解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国际关系史的特征是反复出现的和看起来不可避免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战争周期。持久和平区的出现清楚地说明，冲突并非难以解决或者不可避免，国际体系存在转型的可能性。因此，对持久和平的理论化促进了我们对于全球政治中一个长期困惑的理解：这个困惑就是我们如何解释国际体系特征的变革——尤其是从国际无政府状态向国际社会的转型。

对持久和平的研究显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对如何促进和维持消除战争前景的国际共同体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平的现象将更加普及。和平为什么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挪威和瑞典之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创始成员国之间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游牧部落之间出现？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或者其他竞争对手之间建构和平区的进程来说，我们可以获得哪些经验教训？在中东和非洲，区域制度可能有助于抑制竞争和制止战争，但它们仍然发展得不成熟。怎样做可以提升这些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呢？

和平的可持续性绝不是可以想当然的问题，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另外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保住现有的和平区。自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欧洲协调”成功地维持了大国间超过三十年的和平。但是，到1853年，欧洲的主要大国又陷入了战争——这次是在克里米亚。苏联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打造了一个十分亲密的伙伴关系，但是到了60年代初，它们又转变成公开的对手。美国的各州之间享受了长达超过七十年的稳定和繁荣的联盟关系，仅仅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陷入内战。美国的统一体性经受住了挑战，但其他的联盟就没有这么幸运。苏联、南斯拉夫、塞内冈比亚邦联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今天已成历史，它们只是许多联盟中少数几个例子罢了。

上述这些和平区的脆弱性表明，大西洋民主国家之间的礼让决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的确，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跨大西洋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一系列热点问题上不断上升。这些问题包括巴尔干的族群暴力、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正在阿富汗进行的冲突。基于伊拉克战争所导致的不和，欧洲人开始质疑他们是否仍然可以从美国那里获得负责任的国际领导。反过来，美国开始质疑他们是否应该继续支持欧洲的统一体，并且怀疑欧洲联盟正在逐步地将其自身从美国的伙伴转变为美国的对手。大西洋共同体仍然是一个持久和平区——其成员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地缘政治竞争，即使仅仅是以微妙的形式出现，也已经回溯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之中。

对当代治国方略的挑战不只包括维持现有的持久和平区，还包括巩固和扩大这些持久和平区。即便已经把范围延伸到了南欧和东欧，欧盟继续加强中央治理机构的权威，将其新成员纳入制度的和平效应之内。东盟的成员规模也在扩大，考验着该机构协调地区外交的能力。南美地区最近在协调贸易和防务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地区一体化的加深仍然面临着一些重大的障碍。克服地缘政治对抗的实验还未结束。

在大国间缔造持久和平是另外一个关键的挑战。随着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崛起，实力分配的重大变革有可能会重新导致围绕着位置（position）和地位（status）的危险竞争。但是，全球均势的转换也很有可能不会助长大国竞争。“欧洲协调”的历史提供了如何营造大国合作的重要经验——但是也敲响了这些合作可以被轻易腐蚀的警钟。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和解证明，霸权的转移可以和平地发生——但它仅仅是唯一一个记载在册的和平转移案例。冷战的结束可以被视为霸权和平转移的一个案例——从两极向单极转移、没有发生大战。但是，这一转换实际上是偶然性的。随着卫星国的脱离和苏联的解体，苏联集团崩溃了。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相反，英国是深思熟虑地将霸权让渡于美国，逐步放弃了自己对西半球的承诺。因此，考察“欧洲协调”、英美和解的发端以及其他持久和平的例子有可能说明多极世界形成时所伴随的那些机会和挑战。

和平如何、为何发生

两个困惑促成、引导了这一研究。首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各国可以消除彼此间那些突出的不满、抑制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成功地建构一个和平区？化敌为友的进程顺序是怎么样的？第二，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区？使得持久和平出现和持续的因果条件是什么？

持久和平的出现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和解发端于单方面的包容行动：面临多重威胁的国家通过战略克制和对敌人做出让步以消除某个不安全的根源。这些让步是向对手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一个表明善意而非恶意的开局让棋（Opening Gambit）。第二个阶段则需要相互的克制。涉及的国家相互做出让步，小心翼翼地避免发生对抗，以期地缘政治竞争可能让位于有计划的合作。

迈向持久和平的第三个阶段需要加深伙伴国（Partner States）之间的社会一体化（Societal Integration）。伙伴国之间交往频率、强度的增加，将会带来各国政府官员、私营部门精英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广泛的接触。从这种更加密切的关系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就会在进一步削减经济和政治壁垒的方面进行投入和游说，从而增强和解进程的动力。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需要的是产生新的表述和认同（New Narratives and Identities）。通过精英的陈述、大众文化（媒体、文学、戏剧），以及诸如宪章、旗帜、颂歌等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事物，有关国家接受了一种新的国内话语，转变了它们相对于他者的认同。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线不再分明，让位于共有认同（Communal Identities）和共同的团结感（Sense of Solidarity），从而实现持久和平进程的开端。

那么，化敌为友需要什么样的因果条件呢？当有关国家满足了三个条件之时，持久和平就会出现：制度化的克制、相容的社会秩序以及文化共同性（Cultural Commonality）。制度化的克制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并不是必需的，而相容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共同性则是必要条件。因果逻辑是按照如下情形展开的：

国家如果接受了制度化的克制，它们就会表现出特别适宜于推进持久和平的政治特性。愿意在国内克制其权力的政府是最有可能对它们的对外行为施加战略克制的。实施战略克制和权力克制能够带来善意的沟通、减少竞争，从而让潜在的伙伴感到安心。战略克制的实践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是最为常见的；法治、选举问责（Electoral Accountability）以及权威分散于相互独立的治理机构都是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但是，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其他的宪政秩序也常常实施战略克制。例如，宪政君主制以制度化的形式对不受克制的权力进行了制衡，从而表现出有助于持久和平的政治特性。而且，本书的案例研究部分将会说明，即便是缺乏权力制衡的独裁专制的国家，有时也会实施战略克制。这意味着，虽然实施战略克制是持久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制度化克制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相应地，单单政体类型这一点并不能决定某个国家是否适宜于谋求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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