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逻辑（理解中国丛书）创新工程_张晓晶_9787516159811

　　《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逻辑》通过中国经济改革30余年的历程——从改革的起点，到市场化体制的逐步完善，再到进入深水区后的改革再出发，揭示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六大逻辑：改革具有周期性，从快速推进到陷入僵局，改革须重建共识；改革是个系统工程，经济改革离不开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维统一，与西方主流理论更多强调效率的一维视角迥然相异；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理论逻辑相吻合，超了渐进与激进的争论；改革顶层设计应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国的持续改革是在全球制度竞争与改革竞争中进行的。最后指出，中国不断进行改革的原动力，正是为了“保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变色。

　　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拉开序幕。迄今30余年，中国经济改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2013年，习、李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改革再出发的行动纲领。

　　中国经济改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争议中前行。全面总结中国经济改革还为时尚早。不过，30余年的改革毕竟为我们准备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素材。藉此，我们可以管窥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及其背后隐含的大逻辑。

　　第一，改革本身是有周期的。改革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体制、制度有惰性，世界与中国莫不如此。20个世纪70年代末的那场改革，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的全社会都在呼唤改革和变化，改革的动力来自于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兴奋和激情，由此所焕发的改革动能无与伦比！经历30多年，改革动能与改革红利基本上消耗殆尽。现在到了改革的一个低潮期，也是改革的一个攻坚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要再出发，改革共识需要重建。

　　第二，经济改革离不开其他领域的改革。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相互配套、协调，总体推进。如果只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往往会造成孤军深入，弄不好前功尽弃。特别是，局部的、碎片化的改革，常常顾此失彼、相互掣肘，甚至会造成制度摩擦。制度变革本质上就应该是整体推进的，否则，就会产生巨大的制度运行成本。因此，中国经济改革需要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改革齐头并进，进入“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新阶段。

　　序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逻辑第三，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转型与发展的历程本质上是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统一的进程。尽管这么做可能会牺牲一些效率（比如改得不太快，因为考虑稳定问题而制约了改革速度），但是最终实现了长期的持续增长。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具有坚实基础。离开社会稳定，不仅改革发展不可能顺利推进，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可能会丧失。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选择渐进式改革，会允许双轨制的存在，会容忍由此所带来的套利与效率损失。这些问题常常为人所诟病。特别是，一些集团利益的固化也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不彻底的改革所带来。然而，与休克式疗法相比，人们会发现，中国能够取得长期稳定增长的局面，恰恰是和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从而实施有效的改革路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三维的统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效率的一维视角迥然相异。

　　第四，改革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相吻合。中国改革并没有以西方主流理论为遵循，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南。中国改革的实践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甚至会改写理论。当然，这并不表明中国改革是没有理论逻辑的。改革的历程显示，中国不是“碰巧”成功了。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立、渐进有序开放、通过自贸区来尝试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TPP）的高标准等，这些实践都蕴含着中国改革的智慧，而其中自有理论逻辑在，是符合理论解释的。这个理论逻辑就是：一方面把握改革初始条件的特殊性，立足于中国国情；另一方面，积极融入全球化，主动适应和契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以这样的逻辑推动各领域改革，实际上也超越了渐进与激进的争论。

　　第五，改革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改革初期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主，是因为改革蓝图不清晰，经验积累也还不够丰富，从而“顶层设计”的色彩会弱一些。随着改革的推进，特别是进入深水区，顶层设计变得尤为重要。基层探索囿于地方，有因地制宜的好处，也易造成改革的碎片化，缺乏系统性与协调性，需要顶层设计来全面统筹。这些顶层设计涉及改革的理论准备、改革的全面布局、改革的机制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强调顶层设计并不是要舍弃摸着石头过河。现阶段改革情况非常复杂，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来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比如混合所有制与国企改革）。对那些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把握不准的重大改革，要鼓励和支持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把风险和影响控制在局部范围。

　　第六，持续改革与全球改革竞争。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显然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制度还没有成熟、定型的国家。其实，即使是成熟市场经济体比如美国，改革也是不断进行的。从全球范围看，制度的竞争以及为获得制度优势而衍生的改革竞争将是一个常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推动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演化的因素，不仅有对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被动反应，而且还有为更好地竞争市场份额和动员生产要素而对制度进行的主动调整。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制度（或体制）竞争”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再平衡、结构调整与改革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中国的改革作了全面部署，而美、欧、日也纷纷推出结构性改革计划与长期增长战略，改革竞争的序幕悄然拉开。

　　能否持续推进改革是一个国家能力的体现。爱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的反思》Burk，Edmond，Edmund Burke，1986，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Penguin Classics中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这是从最深层次揭示出改革的原动力：我们不断地改革，正是为了“保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变色。

　　在全球制度竞争与改革竞争的大背景下持续推进自身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逻辑。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过，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有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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