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商是与杭州城市创业文化呈现高度相关的商帮群体，是杭州籍在杭州创业、杭州籍在外地创业、外地籍在杭州创业三类群体的总称。 2009年，在首届杭商大会上，杭州市委、市政府做出了研究杭商现象、树立杭商品牌的重要战略部署。2014 年10 月，以凝聚杭商力量 共促杭州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杭商大会隆重召开，杭州市委、市政府要求，进一步整合海内外杭商资源，凝聚海内外杭商力量，促进海内外杭商合作交流，引导海内外杭商共同参与杭州的发展与建设，为实现杭州新一轮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增添新动力。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杭商研究中心自2009年开始进行杭商系列研究，并牵头负责杭商研究丛书的编撰工作。本书为丛书之一，是继《杭商与杭州经济竞争力》《三镇三谷、智慧版图》《新兴杭商》等之后的第9本著作。
本书是笔者2015-2016年期间承担的课题研究成果，杭州产业高端化的生动实践为本书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企业家们的创新探索、真知灼见增添了本书的特色，也使笔者受益非浅，政府部门积极主导的产业政策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承蒙中共杭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何利松、徐建华、范海霞以及杭州市发改委朱师钧、张维等领导的厚爱，张旭亮博士以及杭商研究中心的陈明鑫、洪洁、吴爽、沈芬等同仁也给与了帮助与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衷心感谢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沈翔院长、周膺副院长、张旭东副院长、孙璐副院长、孙立波处长、张曾逸调研员等领导的政策支持，感谢中国商务出版社张永生的帮助，感谢所有关心支持杭商、研究杭商的人！
周旭霞
2016年11月于杭州
杭商是与杭州城市创业文化呈现高度相关的商帮群体，是杭州籍在杭州创业、杭州籍在外地创业、外地籍在杭州创业三类群体的总称。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杭商研究中心自2009年开始进行杭商系列研究，并牵头负责杭商研究丛书的编撰工作。本书是从杭州产业高端化、特色化发展的策略、杭州产品质量强市的实践和激活与利用杭州沉睡资源三方面开展研究，为杭州城市国际化提供智力支撑。
前 言
2015年11月10 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后，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界的高频词。12月2日，李克强总理再次在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强调
供需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供需两端发力治理思路受到广泛关注，学界也迅速展开了研究，迄今，众多高层学术机构展开了研究。
1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发表研究成果《经济治理最新思路：加强供给侧改革》，报告中写道，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即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学者认为，以前我们促进经济发展更侧重需求侧，今后的着力点将逐步变为供给需求同时发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中国潜在增长率。随着经济治理思路的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将发生显著的变化。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流动性不足或需求不足，而是缺乏让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因此，激发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长期制度性安排匮乏才是根本。课题组建议，宏观经济政策要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有机结合。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2016年1月11日发表《理解供给侧改革：能源视角》课题成果，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四种方式：一是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二是加快推进结构性税收改革，强化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三是加快构建现代市场监管体系，强化监管的约束作用；四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政府公共服务。
广东省社科院清远分院完成课题《从供给侧改革创新发力，优化清远经济结构》，研究认为，供给侧改革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往往在政府手里。要以政府拥有的土地、资本、劳动力培育供给，科技扶持和财税政策，对投入强度大、产出效益高、耗能低、拉动效应大、技术岗位就业充分、税收贡献大的企业在供给侧给予倾斜，甚至开辟政府服务特别绿色通道。
供需两端发力显示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对地方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指导思想变成实践，如何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推进产业高端化发展，支撑经济稳健运行是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浙江经济总体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但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亦不容忽视，尤其是2015年，浙江经济供需两侧直接表现为三大需求增速回落、市场供需错配严重等现象。
一、三大需求增速回落
投资：2015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26665亿元，比上年增长13.2%，但增速是2009年以来最低。其中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率超过50%，全省投资增长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一直在低位运行，31个制造业行业中，有6个行业增速处于下降状态；全省民间投资增速落后于国有投资（24.2%），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信心不足依然明显。
消费：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市场投资着力的起点。2015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785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增速比2014年回落0.8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与2003年非典时期的增速持平。主要原因一是收入增速放缓影响居民对未来的消费预期，预防性储蓄增加，抑制了即期消费需求的释放。二是房地产和权益市场的资产泡沫挤出，居民财富有所缩水，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意愿。三是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性消费趋于饱和，服务性消费环境仍待改善。四是政府出台刺激商品消费政策的力度减低，前些年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下乡等惠民政策，对消费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极大地带动市场繁荣和活跃。
出口：2015年出口17174亿元（2767亿美元），增长2.3%（1.2%），比2014年底提高0.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4.1个百分点，占全国出口的比重为12.1%，位居沿海省市第一位，但增速也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且主要是依靠市场采购贸易42.6%的增长，加工贸易比上年度减少了8.9%。
二、市场供需错配严重
高端供给不足。近年来，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网上购物、境外游和海外代购等新兴消费模式日渐普及，但我省迎合市场需求变化的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国际新产品数量比较少，实现的销售收入份额也仅占10%，不少企业还是通过追随和效仿市场上的类似产品来获取经济效益，质优、高效、安全等中高端需求随着境外游和海外代购等大量流出，需求外溢。高端供给不足的直接原因在于多数工业企业创新不足，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仅增长2.8%,增速比上年回落4.8个百分点。
低端产能过剩。低端产品供给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75.2%，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降4.4%，连续48个月下降，降幅屡创新低。人均劳动报酬比2014年增长11.1%，企业用工支出持续增加也加重了企业负担。至12月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5821家，亏损面14.5%，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亏损额增长34.3%。
对于经济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地区差异明显的杭州而言，既要着手供给侧的改革，又要对需求侧培育。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
三、供需改革任重道远
供给侧改革核心是解决企业成本过高乃至整个社会制度成本过高的问题，杭州连续多年的财政收入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过高的税收不但影响全社会的创业动力，还会严重扭曲企业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在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演进中，需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梳理供需两端发力的基本逻辑。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侧管理代表了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而需求侧管理则代表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由此衍生的政策理念也不一样，一个认为需要政策刺激来提高需求，一个认为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应该着重提高生产能力。两者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两大主导因素，供给和需求互为条件、相互转化，没有需求的供给和没有供给的需求一样都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本课题梳理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的政策背景、基本条件和理论逻辑。
二是研究供需两端发力的政策协同。研究如何兼顾供需两侧，以政策协同来实现新的供需平衡。重视时效性差异。需求侧调控侧重短期调控，主要通过调节财政性支出、货币信贷来刺激或抑制需求，长期则难以为继，而供给侧调控主要针对经济结构失衡，注重激发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短期内难以见效。重视方法性差异。供给侧做减法，通过减少无效供给，释放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占据的社会资源和市场空间，重塑企业活力。需求侧做加法，采用政策刺激来增加对优质产品的有效需求，避免需求侧短期内过快下滑带来的经济绩效恶化。
三是分析供需两端发力的基本思路。分析杭州经济的增长潜力与现实困境。探讨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着力点，如何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如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探讨需求侧管理的核心，如何增加消费需求，改善需求环境。提出杭州供需两端发力的基本思路，如实施三条重点主线，即
两去两化两新。 去产能 去库存产业高端化 新型城镇化新消费 新驱动。
四是提出供需两端发力的实现方式。从优化供给侧支持方式来说，①提升供给能力。创造新供给，对供给加大改革，如简政放权、减税、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互联网＋等。②改善供给方式。转变产业政策导向，变锦上添花政策为普惠性政策，变资金性补助为资本性、基金式的滚动投入，变行政性分配为市场化竞争分配。③加快财政体制、基本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大改革推进，推动浙江经济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和融合化发展。从优化需求侧主体结构而言，扩大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外部需求。①积极培育新型消费热点。扩大服务性消费和农村消费，挖掘潜在消费需求，促进大众商品消费向个性化、虚拟化、服务化消费转变。②提高投资主体自生性。发挥产业投资引导基金、PPP模式支持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作用，以市场化的投融资方式，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热情和规模，增进投资效益和持续性。③构筑新的出口竞争优势。抓住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中非合作和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等机遇，走出去加强营销渠道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以高能级平台建设为突破口提升贸易层级和结构。从实现供需两端联动发展来说，①强工业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推创新增强经济发展动力。②稳投资着力提升发展后劲，促消费全力以赴扩大内需。③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廓清政府干预范围。
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认为，产业高端化发展需要从增强企业的信心和活力出发，宏观政策要避免类似前些年从四万亿迅速到钱荒这种大起大落的急剧切换。政府应严格控制直接干预经济的行为，宏观调控以精准实施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为主。将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继续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改革。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杭州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本书是从杭州产业高端化、特色化发展的策略、杭州产品质量强市的实践和激活与利用杭州沉睡资源三方面展开。由于受水平和时间的限制，本书的一些观点和研究结论不是很成熟，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周旭霞
2016年秋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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