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_[法]达尼-罗伯特?迪富尔_9787508670713

西方的妄想源自笛卡儿理性的基石：人类妄图凭借幻想从世界之中挣脱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继而统治一切。自那时起，人类命运转向了疯狂的进步主义和生产至上主义，直至今天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这种不可持续的欧洲模式不但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平衡，还深刻地异化了个人生活的三个关键方面工作、休闲与爱情：

* 支配劳动关系的时钟模式已升级为控制模式，控制系统通过不断追求更高产量和满足不断攀升的金钱欲望向现代奴隶们许诺幸福和梦想；

* 资本家们欣喜地发现发展休闲产业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大众则在民主的名义下消费掉自由时间并沉溺于瘟疫般的娱乐以及被制造出来的需求；

* 性资本把自由和免费的色情转变成高利润的淫秽制品，民主则鼓励个体走向这样一种挑战自然的命运性别不由人，性身份却可以自由选择；爱无能，欲无限，享乐至上！

导言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绝望？傲慢而自信如斯的欧洲文明到底遭受了何种灾难，以致在大部分民众眼中其前途在一夜之间变得暗淡无光？整整一代人的悲伤、政治上的无力感、长期失业的状态以及琐碎无用的零工导致的愤世嫉俗或消极厌世情绪（受害的并不只是年轻人而是大部分人口），甚至是因害怕黑暗年代回归而产生的苦涩，所有这些情绪混合在一起，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分析？我将在本书中尝试从哲学的角度回答以上问题，之所以采取这一角度，一是为了避免流俗，二是为了直击问题的核心：以上问题涉及西方文明的根源与命运，即其进程。

诚然，欧洲并不是第一次遭遇动荡。远的不说，20世纪就发生了一连串的噩梦。极权制时代结束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在以纳粹主义为终极形态的法西斯主义时期，一部分人利用大工业手段来毁灭另一部分人；在极权主义时期，本应解放人民的党派却将人民关在一个巨大的监狱之中，由无处不在的政治警察看守，还有那些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声势浩大的政治清洗、精神桎梏、西伯利亚的死亡牢狱、单人牢房、行刑室，还有各种立即处决案件，这一切的发生当然都是以未来的幸福为名义。

我们很幸运地度过了这些磨难，然而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当代英雄为幸福时光而奋斗的抵抗运动成员和反政府分子。1944年3月15日，当时仍处于地下状态的法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经多次动员通过了其纲领，标题即为幸福时光，纲领在解放后得到落实。这一标题的选定绝非偶然，它使人想起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好生活（《政治学》第一卷）。这不难理解，我们可以想想抵抗运动中那些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再想想日后成为古希腊研究学者的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他曾以贝尔蒂埃上校为名担任内地军的首领，把图卢兹从纳粹占领区解放了出来。好生活描述的是一个公平的城邦，里面的每个居民都能够实现他们全部的潜能。西欧先于东欧摆脱噩梦后，经历了黄金三十年，其间，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与司法）以及对自由共享文化的向往都得到了提升和实现。同一时期还结束了殖民统治，虽然一些国家的人民仍然不得不为自由付出血的代价。而东欧没有经历这些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进步，就连东欧本身都仍然受着苏联老大哥的殖民统治，但在东欧人民的强烈愿望下，那面象征着思想桎梏的耻辱之墙最终倒塌。

然而，沉重的乌云现在又重新聚集在欧洲大陆上空，那些我们曾认为业已消失的阴魂伙同新的怨鬼前来骚扰我们的世界，各种优秀或者糟糕的灾难片都纷纷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些影片取材广泛：既有所谓的玛雅预言和取而代之的圣马拉奇预言（目前的教皇弗朗索瓦一世将是最后一任教皇，因为可怕的判官将对其子民进行审判），也有不少著名导演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造成世界末日的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灾难，如之前信奉千禧年的小说家描写的那样（如拉斯·冯·提尔（Lar von Trier）的《忧郁症》（Melancholia）、本·泽特林（Benh Zeitlin）的《南国野兽》（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阿贝尔·费拉拉（Abel Ferrara）的《地球最末日》（4:44 Last Day on Earth）、杰夫·尼克尔斯（Jeff Nichols）的《存身》（Take Shelter）、奉俊昊（Bong Joon-ho）的《雪国列车》（Snowpiercer, le Transperceneige）、尼尔·布洛姆坎普（Neill Blomkamp）的《极乐空间》（Elysium）等）。

以上种种对世界末日的担忧无论是否得到了良好的诠释，都不重要。担忧一直都在，我们也都很清楚忧从何来。地球是一个各种复杂参数的集合体，表面看上去十分稳定，稳定到人类一厢情愿地认为无论怎样折磨它都没关系。然而事实上地球只是处于一种亚稳定状态：也就是说，这种表面上的稳定会在重大的外部活动影响下顷刻间转变成不稳定状态，直到变成另一种不同性质的稳定。亚稳定状态问题的权威思想家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曾说过：最稳定的状态莫过于死亡状态：这是一种衰弱态，如果没有外部能量对衰弱体系的介入，这种衰弱状态就无法发生任何转变。换句话说，人类对地球的过度开发越来越强势而盲目，导致地球的各种基本平衡被打破，我们的星球不断发出各种令人担忧的痛苦信号：物种多样化程度降低，规模庞大的工业化牲畜养殖像是随时可能爆炸的病毒炸弹，转基因产品快速扩展，矿物资源枯竭，将造成长期后遗症的工业事故和可怕的（化学、石油、核等）污染（例如赛维索剧毒化学品污染事故、博帕尔毒气泄漏、图卢兹AZF化工厂爆炸、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福岛核电站事故、油轮事故、海上钻井平台的泄露或爆炸事件等）接踵而来，它们造成的重度污染留下不可逆的后果并互相叠加；除此之外，人类还将大海变成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垃圾桶，世界各地的空气灾难和水灾难现象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势不可挡，由此引发了极端天气现象、冰川融化、水位上升……

诚然，这些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欧洲，它们遍布世界，与全球化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是超级阶级一个享乐至上、脱离文化的后现代跨国金融超级大鳄阶级，通过快速而系统的捕食方式对世界这座大森林进行择伐的结果。然而，要知道这种对世界进行按部就班的彻底开发的观点正是起源于四个世纪以前的欧洲，提出这种观点的不是亚诺玛米人、因纽特人、班图人、俾格米人、汉族人、伊斯玛仪后裔或者其他什么民族的人，而是一个叫勒内·笛卡儿的人。这位生活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早期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之地的纸牌骑士十分懂得如何诠释他所在时代的征服精神：

我们可以撇开经院中讲授的那种思辨哲学，凭着这些看法发现一种实践哲学，这样我们就能通晓火、水、空气、星辰、天空和周围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将它们付诸各种用途……，这样我们也就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我们渴望掌握这一实践，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数不清的技术，使我们毫不费力地享受地球的各种果实和便利，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保护健康。健康当然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种幸福，也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基础，因为包括人的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身体器官的性质和状况的。（《谈谈方法》〔1637年〕，第六部分，笔者画线标注）

《谈谈方法》总结部分中的这一小段话说明了一切。1.应从思辨哲学转向能够作用于世界的实践哲学，这也暗示着理论（来源于希腊语中的theorein，字面意思为凝视）的终结，即vita contemplativa 的终结，以便迎接实践，即行动的到来；2.实践能够带来数不清的技术，让每个人都坐享其成；3.实践能够给人带来健康，帮助提升精神。

众所周知，笛卡儿被视为马特席斯（mathesis universalis）思想家，这一思想此前由伽利略开创，认为整个宇宙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伟大的现代科学奠基人也曾提出过这种统治自然的思想，他就是站在笛卡儿思想对立面的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经验主义和实验科学之父。他的乌托邦小说《新亚特兰蒂斯》比《谈谈方法》早十年发表，讲述了一群无畏的航海家的一个旅行故事，他们在暴风雨后来到了尚不为人知的本萨莱姆岛，那里是人类用超高效的科学技术一手建立的天堂。这个岛由一个叫所罗门学校的强大的哲人团体管理，该学校致力于科技研究的发展和应用这也是培根向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极力推荐的模范学院。学校的目标十分明确：本组织的目的是了解万物的起因及其隐秘的活动，拓展人类帝国的疆界，以实现一切可实现之事。培根认为，在天堂时，人类曾经掌握着对自然的控制，却在犯下原罪后失去了这一控制，而现在人类依靠科技能够重新将其掌握。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接下来要猛烈抨击据说是摘自《新亚特兰蒂斯》的那句名言：大自然就是个妓女，我们应该占有她，进入她的隐秘之地，并依己所欲奴役之。我对此是持谨慎态度的，因为经过一番核实后，我发现这并非是小说中的引文。只是很多人，其中不乏卓越的人物，在网上看到这句话后匆忙互相传看，并且号称这句话摘自《新亚特兰蒂斯》，而无其他详述，以致讹传盛行了15年之久。不过，如果把培根说成是17世纪最极端的大男子主义者，极端到敢于亵渎大自然母亲，这样的盖棺定论未免过于粗糙。其实事情要更加复杂一些：很难相信培根会拿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出来的完美自然（《创世纪》第一章）比作一个……荡妇。像他这样虔诚的英国国教教徒是会把大自然视为上帝的杰作的，因此不太可能发表上述言论。我们只要读一下他于1620年出版的重要哲学著作《新工具》就知道了。首先，培根建议人们融入自然：只有服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其次还要有适当的方法：想要深入探究自然的秘密与核心，须通过一种（比亚里士多德或者经院式的三段论方法）更加肯定、更加保险的方法从事实中归纳出概念与原则。笛卡儿正是通过提出将数学作为万能语言来重申这一观点的。最后，培根的第三个建议是去探索精妙大自然的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工业去征服……自然。如果培根知道工业一词在当代的意思，他应该也不会这样说了。

培根和笛卡儿的这种对征服自然的共同理论显然成为了人类命运的转折点。

回想起来，笛卡儿的理论不无道理：在曾经应用过并仍在应用他的理论的地方（亚诺玛米人、因纽特人、班图人、俾格米人、汉族人、伊斯玛仪后裔或者其他古老民族的属地），对世界采取行动的手段已经从咒语模式转换为实操模式，出现了各种各样新奇的事物，带给人类新的满足感，健康和精神也得到了普遍提升。但是笛卡儿却忘记提醒人们获得这些福利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这种代价高得可怕。我们这个世界的托架（海德格尔用的原词是Gestell ）就已经预示了自身的毁灭。因此，笛卡儿的学说还缺了第四条准则。如果他当初提出了这一条准则的话，很可能会引导欧洲人反复思量、左右权衡，并最终变得谦虚和谨慎。

我们不禁会问，到底有没有可能培根和笛卡儿已经隐隐预见到了这让人恼怒的第四条准则。也许没有，因为他们一心要把世界从蒙昧主义中解放，并带来新的曙光。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质疑这种征服和占有自然观点的智者们很快就发现了上述灾难性的后果。这一发现始于一个极度热衷商品交易以至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理论家伯纳德·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十分推崇这次革命，也是他发现了这种从主观上占有世界的客观条件：集体的富足，即公共财富，同时意味着各种私人恶德的滋长，其中就包括贪婪这一恶德：

我很高兴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人类能够通过理智……这一社会根基所获得的，既不是与人为善的素质，也不是温柔的情感……，更不是真正的美德，而是我们称之为世界之恶的东西；这恶消失之日，便是社会分崩离析或彻底瓦解之时。

曼德维尔在日后成为名言的这句话中出色地诠释了上述观点：私恶即公利。然而，曼德维尔在做出这一惊人论证之后，满可以为自己这句双重意义上的名言得意：它既给人讲了一则寓言，又表述了一条哲学原则。的确，这句格言在很多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要么对其推崇备至，就像20世纪极端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那样；要么对其深恶痛绝，认为这句话简直危险至极，能够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然而，曼德维尔并未止步于此。我发现这位伟大的智者十分聪明地在这句名言后面隐藏了另一句箴言，只用这两三行字就反驳了自己穷尽一生所要证明的东西。他这样写道：

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在哪里散步，毫无疑问，比起伦敦臭气熏天的大街小巷来，我更喜欢乡下芬芳的花园或者绿树成荫的森林；同样，如果有人问我，当人类放弃了这个世界的伟大与虚荣后，能在哪里找到真正的幸福，我觉得答案会是一个宁静的小社会，在那里，人们不会受到邻人的嫉妒或指指点点，只是安然地靠就地取材过活。

诚如所见，关于笛卡儿开发世界的命令存在着争议，而曼德维尔隐藏的箴言延伸了这一争议，同时也带来了启示。假如能有机会与笛卡儿对话，我可能会这样说：

亲爱的纸牌骑士，你因谨守个人座右铭带着假面前进而闭口不谈对征服和占有自然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因为我在你的激励下懂得了以我的身份去独立思考，那么就由我来揭示这一代价吧。请允许我提醒你，你在《谈谈方法》中忘记了第四条准则，这一条涉及并隐含着人类征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我从曼德维尔那里得到了这一启示，他也在通过隐藏的箴言一步步前进，而罩在他的箴言外的面具却是用来摘掉另一副面具的。

现代欧洲的命运里隐藏着这第四条准则，它从两方面昭示：想要征服和占有自然，就要从主观上向恶（因为正如罪行能够变成美德一样，恶也能变善），并从客观上将整个芬芳的世界变成彻头彻尾散发着恶臭的世界。正是由于这一令人懊恼的疏忽，亲爱的纸牌骑士，你的理论，你那套漂亮的方法，极有可能转变成危险的妄想，并通向一种可能席卷全世界的新的暴戾。你成功地大范围推广了你那套旨在建立新理性的方法，而我则会将其称为西方的妄想。虽然它已成功地蔓延全世界，但不能改变它作为妄想的本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站不住脚的理论，最终只会被现实击碎；这种认为人类有无限能力和抱负的妄想只会碰钉子。因为从古至今凡是非分之想（hybris）在这里指的就是征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都会招致惩罚（némésis）。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基于叙事传统中那些所谓的大智慧，而是基于一种合乎逻辑的信念：鸡蛋碰石头永远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并不是我们在吸纳自然，而是自然在吸纳我们。我想说的是，西方理性及作为其核心的笛卡儿理性始终存在着妄想的一面，我们要趁一切还来得及时去审视或者控制住这种妄想。

因此，欧洲有着特殊的责任，因为这种进程正是从欧洲萌发的，随后传播到北美和亚洲，最后延伸至全世界。当然，如今它也来到了黑色大陆非洲。各地落实这一进程的时间并不一致，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各地对这一进程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新近被这一进程征服的国家倾向于只看到笛卡儿那三点带来的好处：在实用方面的效率，制成品和商业服务带给人们的新满足，以及健康的身体和开放的思想，与这种开放直接相关的便是从传统文化的道德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某种自由感。换句话说，巴西、中国和印度人民并未发现，甚至是根本不知道有第四条准则的存在，那就是对世界的蹂躏。原因很简单：至少到现在为止，好处还胜过坏处。而欧洲就不一样了，由于在实现这一进程的道路上走得比较远，欧洲已经严重地遭受到这个妄想带来的不幸。弗洛伊德早已于爆发经济危机的1929年预见了这一点：

遥远的未来在（技术这一）人类文明领域将带给我们全新而巨大的进步，而且其重要性可能无法估量：这些技术进步将进一步强化人类神性的一面。我们在研究中却不会忘记，就算再有神性，今天的人类也并不感到幸福。

如果说1929年的人类并不感到幸福经济危机很快就让他们产生了这种感觉那么在经历了2008年的经济大危机的五年后，在2013年人们的感觉又是怎样的？肯定是更加糟糕，因为这时的人类更像是装了假肢的神。这位神，弗洛伊德曾说，装上了所有的辅助器官后，当然令人钦慕，但这些假肢并不会和神本人一起成长，因此常常会给他带来不小的痛苦。因此笔者将着重研究这种痛苦的主要形式，或者为了不刺激一些过于敏感的玻璃人，我应该说，研究幸福感的缺失。我将直入主题，论述人类这种精神上的无依无靠在日常生活中三个主要方面上的体现：工作、休闲和爱情。本书将主要研究成为新的痛苦之源的这三个方面。

不过我要声明一点：上述言论并非表明我一味沉溺于悲观和无边的胡思乱想之中。正相反，为了寻求安宁，找到避免痛苦的方法，必须首先承认时代造成的这种不幸的现实，才能拨云见日，找到适当的应对方法。所谓适当的方法，在于寻找一些思路，以便对世界及其核心原则进行一次哲学意义上的改革，同时避免止步于不作为或者治标不治本的小打小闹。换句话说，既要避免行而不思，又要避免思而不行，应做到为行而思。

本书的中心论点如下：我们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工作、休闲和爱情，已经失去了意义。原本牵涉这些方面的价值形成了一个体系，支撑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可如今，这些价值已变得空洞而无意义。

导言

培根和笛卡儿的这种对征服自然的共同理论显然成为了人类命运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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