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时算起，距今已有2000多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这一时期学术的主干。
经学是在西汉中期形成的，但它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代。在这个漫长的“前经学时代”，儒家学派的形成和经书典籍的集结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孔子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使得许多出身贫贱的子弟得以投奔到他的门下，成为他的高足。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聚集在他门下的弟子，先后有3000多人，其中贤者多达70多人。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批文化典籍。周代贵族用它们来教育子弟。孔子根据他的思想，对这些经书作了整理、编订，使其成为他教育弟子的教材。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影响越来越大，自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儒学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显学”。而经孔子及其弟子整理、编订的文化典籍，也逐渐成为了儒家的经典，被人们称为“六经”。
汉代初期，《乐》已经失传，人们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定为整个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所尊崇的典籍也就成了“经”——将儒家典籍官方化、权威化、神圣化，人们只能学习、解说，不能违背，更不能反对，并从学术理论逐渐向社会生活渗透，演化为整个社会的思想信仰、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书研究的广泛和深入，经书的范围也越来越多，由五经陆续递增为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
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儒家所尊崇的典籍被尊为“经”，代表着经学正式形成。经学基本上有两层含义，即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
从政治方面看，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是西汉武帝以后各封建王朝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作为经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它曾经支配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二是它以当时政府所承认并颁布标准解说的五经或其他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三是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且在实践领域中，
东汉建立之时，古文经学已经发展到足以同今文经学分庭抗礼的态势了。光武帝本人经学出身，也喜好经学，东汉王朝建立后，他就打算恢复西汉博士制度，并想让博士参与政治。光武帝对今、古文经学并没有偏好，他即位不久，就召集著名的经学大师入京讲学。在应诏入京的七位经学大师中，有三位是今文经学家，四位是古文经学家。
古文经学再次争立博士
古文经学兴盛起来后，古文经学家就迫切地要求朝廷把古文经学也列为官学，设置博士，取得与今文经学一样的地位。这样一来，今文经学独尊的地位受到了来自古文经学的挑战，为了捍卫自身的权威与利益，必然同古文经学形成两军对垒之势。为了解决双方的争论，由光武帝刘秀亲自主持会议，众多学者参与，中心议题就是要不要设立古文经的博士。
古文经学家韩歆当时担任尚书令，他率先给光武帝上书，要求为古文经《费氏易》和《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光武帝召集公卿、大夫、今文经博士在云台讨论韩歆要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首先让今文《易》博士范升谈谈对韩歆建议的看法。范博士早就憋了一口气，现在总算找到机会了，他说道：“《左传》不是孔子所传，而是左丘明的著作，又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来历不明，而且当年汉武帝和汉宣帝设立博士时，
并没有设立《左传》博士，所以《左传》根本没有资格设立博士。”
他的论点当即遭到了韩歆和《左传》学家陈元的反驳。他们认为：第一，《左传》是孔子所作，传于左丘明，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语》等文献可以作证。第二，西汉今文经学的博士也是逐渐设立的，汉景帝设立了两个博士，汉武帝设立了8个博士，汉章帝设立了12个博士，只要能够发展学术，设立古文经博士也未尝不可。第三，如果先帝没有设立古文经博士就不应该设立，按照这种逻辑，今文经的博士也不应该设立，因为最先的先帝刘邦并没有设立今文经博士。如果再引申更远的话，盘庚迁都、周公经营洛邑、东汉建都洛阳这些历史都不应该存在。
双方争论不休，直到中午方才罢会。
今文经学全力阻止
罢朝后，范升心意难平，连夜写了一份奏折，上书光武帝，再次申述了古文经博士不可立的理由：经学作为官方学说，文本要有权威性，不能任意增加。如果今天增加了《费氏易》和《左传》，那明天就有《高氏易》、《驺氏春秋》、《夹氏春秋》也要求被立为官学，设置博士。立还是不立呢？如果不立，凭什么《费氏易》和《左传》就能立呢？这样只会招致其他学派的抱怨和不服。如果立，会有更多的学派要求被立为官学，如此一来，经学权威何在？所以现在就要断绝再立博士之路，一来可以维护经学权威，二来可以制止其他学派争立学官，避免无穷无尽的麻烦。一旦答应设立古文经博士，就会引起经学内部无止境的攀比，最终影响经学服务于政治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目的。还有，汉哀帝时刘歆就争立过古文经博士，当时汉哀帝就认为《费氏易》和《左传》没有明确的家法传承，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者，它们的内容在许多地方与今文经学相背离，所以没有答应刘歆的建议。后来虽然王莽设置了古文经博士，但那是为新莽政权服务的，
所以很快就被废除了。既然《费氏易》和《左传》的来历值得怀疑，就不能为可疑的东西设立博士。
范升进一步强调，现在东汉刚刚建立，朝廷的施政纲领和法律制度还没有制定，虽然恢复了官学，但太学还没有学生，设立古文经博士不是当前所急。目前朝廷应该把精力放在制定施政纲领和法律制度上。教育方面，首先要为太学招收学生，让青年学生学习已经确立的官学，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尚存争议的古文经学上。
最后，他希望光武帝能够“以疑传疑，以信传信”，就是对古文经这些有疑问的学派就让他们在民间传？？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且在实践领域中，
承，而对于已经没有异议的且已被确立为官学的今文经继续作为官学发扬光大，这样才能保持思想的统一，维护国家的安定。
在奏折的后面，范升还附上了他的学术成果，就是他通过对比今古文经学，发现《左传》有14处是错误的。他将《左传》的这些错误附上，来加强其争论的说服力。
光武帝又把范升的奏议下发群臣，令众博士及群臣继续讨论。陈元对范升的奏议予以批驳。陈元首先给光武帝戴了一顶高帽，说光武帝文韬武略，在恢复汉室江山后，深感经学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所以经常和大臣在朝堂上谈经论道。光武帝深知左丘明非常贤明，又亲自受孔子教诲，而《公羊传》和《穀梁传》都是孔子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想立《左传》为官学。但他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要让大家来决定，而不是独断专行。如果不是光武帝英明神武，这是万万做不到的！
但现在今文经学家沉溺于自己的师说旧闻，用道听途说的今文经来反对孔子亲自传授的古文经《左传》。至于说到研习《左传》的人少，这只能说明《左传》的深奥，而不能成为不立《左传》的理由。因为《左传》曲高和寡，圣意难明，所以只有少数的贤人才能研习。好比《高山流水》这样最好的音乐不是一般人能听懂的，所以钟子期死后，伯牙割断琴弦，不再弹奏；再如和氏璧这样最好的宝物，不是一般人能看出来的，所以卞和惨遭荼毒，伤心伤身，流血流泪；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容于世，恓恓惶惶，东奔西跑，更何况是《左传》这样的经书，被他人所排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现在战事平息，天下安定，就要重振儒学，体察圣人之意。因此要立《左传》为官学，揭示圣人的深意，阐发经书的精义，解除学者心中的疑惑，使后学者不再狐疑，这是天下人的大幸事。
别出心裁的论据
范升当然不服，这次他独辟蹊径，用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反面教材，反对立古文经学为官学。因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引用了古文经学的材料，所以范升列举出了《史记》中错误的地方45个，而且很多地方与今文经学不合。他还认为《史记》丑化了孔子，故而证明《史记》不可靠，进一步认定古文经学不可靠，因此不能立为官学，更不能设立古文经博士。
陈元对此也做了批驳，认为《史记》的错误是细枝末节，像年份有误、对事件的描述有遗漏等，但是今文经学则将其上纲上线，视为天大的错误，并且断
章取义，故意扭曲，却对《史记》的巨大成就熟视无睹，这是极其荒谬的。司马迁是一名学识渊博、态度严谨的史学家，在《史记》中他并没有丑化孔子，相反，他非常推崇孔子。《史记》与今文经学不合的地方，只能说明今文经学有问题，而不是司马迁和《史记》出了问题。所以，《史记》不仅不是不立古文经学为官学的理由，反而是立古文经学为官学的有力论据。
陈元和范升的相互论难多达十余次，但谁也无法说服谁，双方都奏请光武帝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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