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_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张水澄，沈苏儒译_9787513318594

　　《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是爱泼斯坦早期作品。1944年，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以美国《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记者的身份，赴敌后根据地采访，写了大量生动翔实的通讯报道，并被国际媒体广泛转载传播，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此次采访报道，也因此成为中国抗战新闻传播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序
　　为了唤起人们永远牢记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谨以我在1944年至1945年所写的简短通讯及家书合编成一本集子，作为我的一点贡献。这些通讯、家书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延安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根据地发出的，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怀着对中国抗战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强烈感情，根据其所见所闻而写的印象和评述。在年纪稍长一些的读者中，这些文字记载会重新唤起他们的回忆或给他们的记忆中增加一些东西。假如今天年轻的读者能从这本小集子里汲取一些在那个艰苦复杂但充满朝气的年代中我所见所闻的一些事物和思想感情，并对小集子中的叙述有一种新鲜感，我将无比欣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序幕，对这个序幕不甚了了，是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的。
　　总的来讲，这本书收入了1944年5月到9月发往《纽约时报》的25篇通讯。当时我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的。书中还包括我当时写的其他一些文章和家信。参观团包括六名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报人及工作人员。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即使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势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这种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力量，从埃德加·斯诺的首创篇《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大放异彩以来，已经发展了几十倍。继斯诺之后，在1937年至1939年间，又出现了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水平上乘的目击者报道。自此以后的五年间，新闻记者及其他人对这些地区身临其境的接触被国民党重新颁布的交通封锁禁令所阻隔，一直到我们冲破封锁再次进入这些地区为止。
　　我们终于能够成行的部分原因是当年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不懈斗争的结果。但远不止那一个方面，因为当时有着一种广泛得多的国内和国际氛围存在。对今天的读者来讲，简短回顾一下诸多其他因素是有裨益的。
　　在重庆，许多处于战火中国家的记者出于尽早打垮日军的愿望，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想去亲眼看一看并告诉他们的千百万读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同盟军的一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战斗的。一直否认这支部队在进行战斗的国民党当局则一再拒绝记者们的申请。延安却恰好相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明确表示，记者们不仅会受到欢迎，而且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包括敌后的前线，以便对他们的问题取得第一手答案材料。这个答案不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重要，而且对整个亚洲战场同样是重要的。当时，在欧洲，战胜纳粹德国已指日可待；而在中国，日本正经过广西、湖南向贵州作最后的强有力的进攻，直逼重庆，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攻势下已溃不成军。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借此就要攫取全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还会把战争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作为已经把日本人从以前称之为“占领区”的地方赶了出去的共产党人，他们宣称，他们领导的抗日力量已强大到不只保证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且在盟国军队把军事力量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亚洲来彻底打败日军时，他们能够在与盟军进行有效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案对盟国政府和盟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记者在一次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同国民党发言人毫无成效的辩论之后，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驻重庆的外国的军事和外交代表们。
　　在所有这些压力面前，蒋介石政府才决定允许记者团出访，但作为控制手段，它又提出许多先决条件。其一是，记者团作为一个集体，应由一个国民党官员任团长，并包括一定数量的政府各宣传媒体的记者。第二个条件荒谬至极，即每篇通讯必须经过新闻检查，来自共产党的每一论点必须包含国民党的批驳之词。更有甚者，因为长时间不准记者访问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国民党坚持此次出访至少要三个月。可以想象，外国通讯社老板不会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从另一方面讲，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而国民党的“团长”正巴不得利用这一机会极尽挑拨之能事。事实上，国民党果真这么干了。最后，由于规定了最少三个月时限的原因，大部分重庆的记者，特别是美国部队的特派记者，因正忙于采访滇缅前线的中美联合军事行动，与此发生矛盾，结果除几个人之外，都不能成行，因而也阻碍了报纸给予他们太多的篇幅。
　　尽管国民党精心安排了种种限制，但记者团的出访确是一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试图在记者团抵达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传的洪流湮没访问者们的设想，结果漏洞百出，由于做得太过头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而最为关键的是，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解放区获得了巨大胜利；同时也预示了这些地区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前景。
　　随后，美国军事观察团抵达延安。他们也深受感动，大多数人呼吁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合作，提供援助。这一行动也受到了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赞同。这一局面由于后来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而遭到破坏。这也是美国最高领导层决定自此只与国民党合作而采取的第一步。最后导致了美国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美中关系中断达二十多年之久。
　　现在让我回顾一下1944年6月间赴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团的其他方面。像国民党估计的那样，他们是少数，只有六个人。在这六个人中间，还有精心挑选的两个他们所信任的、站在反共立场唱反调的人。在最后一刻，他们不顾所有在重庆的记者们的一致联名抗议，擅自取消了另外一个记者、我的妻子爱尔茜·邱茉莉作为记者团一员的权利，她当时是受加拿大和英国报纸的委派，准备和我们同行的。提出的貌似公允的借口是，此行对一个妇女来讲，太艰苦了！其实是他们认为她倾向于共产党。
　　但是，尽管去的记者为数有限，他们却直接代表了总数两倍于他们人数的主要西方通讯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及苏联的塔斯社。其中有人身兼二职甚至三职。事实上，其中有三个人，哈里森·福尔曼（代表伦敦《泰晤士报》等）、我自己（代表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和毛里斯·武道（代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不仅去了延安，还到了抗敌前线。他们不仅写了几十篇新闻报道和文章在全世界报刊上发表，而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还出版了几本书。
　　谈到此行对我个人的影响，国民党“代表团团长”谢保樵，一个专挑毛病的人，怒气冲冲但却真实地汇报说：“艾培（爱泼斯坦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这一“指责”在国民党高级官员董显光所写的书《中国和世界新闻界》里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从整体上看，这种“指责”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承认，即他的政府在宣传阵地上已经彻底败给了共产党）而通过此行使我确信无疑的是，正如我在给妻子的信中所写：“这个边区遭到包围封锁，但并不是一个可怜的地区，而是一个小型的国家，是许多地区的后方，把这些地区都加在一起，那就大了许多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充分相信，他们就是中国，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其他的来访者也持有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
　　收在这本书里的通讯，在用语和日期上一如我当年发稿时一样。因为身在中国，我没法从报刊上看到这些通讯是如何发表的。标题却不同于报刊上刊用的，当这些通讯在印度被编辑出版为小集子时，我根据底稿重新写了标题。
　　在这本通讯集中还增加了我为其他报刊写的文章，也是以当年发表时的原貌出现。
　　最后，从给我当年蛰居重庆的爱妻爱尔茜·邱茉莉的信件中，我引用了不少材料，我相信这些信件可以补充和间接说明通讯中的一些情节。因通讯要经过新闻检查，为避免出麻烦，在用语方面有时比较迂回。信件则更自然一些，其用语也未变动，除去有些纯私人交谈和无关的话语略有删节外，为了语句的衔接，在措辞上略有改动。
　　这些书信也是我们记者工作的一部分，让我简短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吧。虽然爱尔茜·邱茉莉曾由几家报纸聘任与我们同行，而她却被重庆当局突然取消了资格。因此，在我们的通信中，我尽量把我对延安和八路军战场的印象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传递给她，告知她我们团里的情况，保持她的情绪，以帮助鼓励她尽量多地从国民党设置的各种障碍下得到我的通讯——那是她全心全意进行得很成功的一场战斗。虽然这些信件放在本书的偏后部分，读者如能按其日期或临近的日期把正文和通信对照着看，也许会发现有些用处。
　　令我高兴的是，所有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有关材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动乱中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同那个时代的环境、景物、感情很贴近。也可以说，那个时代是艰难的；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对曾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来的人来讲，延安又使他们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读者懂得是什么精神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认识到使这种精神继续下去的价值和必要。尽管国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仍须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使其具有新的活力，并进而保卫它，使其真谛发扬光大。
　　〔作者补记〕在读这些通讯和家书时，读者应记住的一点是，这些通讯和家书主要传达了作者当年所察觉到的那种环境气氛和思想感情。从这方面看，不管是从个人或职业角度来讲，它们只是一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有人讲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但只是一部分，因此还需要各个层面、更大范围的知识和纪实性文献来补充。
　　爱泼斯坦
　

　　边区政府是怎样开会的？
　　1944年7月13日于延安
　　今天，外国记者们应邀列席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有机会看到这一地区性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样板是怎样运作的，像这样的政权在敌后15个解放区都已建立起来。
　　政府和常委会都是由本地区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联席会议的好处是可以使委员们了解情况，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最远要骑马走上十天——去传达。在27名委员中，今天出席的有22名，开会的地点是一个很大的、类似谷仓的大屋子，墙上挂的画像有孙中山、蒋介石、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还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另外二十多幅画像都是工农“劳动英雄”，因为工作出色而获这项荣誉，成为本地区的精英。委员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四边。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同室外的一片农村气氛倒是很协调的。
　　作为中国的行政官员，这些与会人士显得很特别。不论年龄大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人还是骑马来的。他们的成分证实了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主张：在抗日、改革和建设的旗帜下，团结本地区一切群体和阶级。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在任何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共产党所占席位不超过1/3），这些委员中只有八名是共产党，其他人中，一名是国民党、一名是救国会（中国各地都有的一个团体，主张抗日民族大团结，是重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员），两名是“无党派人士”（其中一人曾任县长，另一人曾任本省国民党民团司令）。
　　从职业上分，与会的政府和常委委员中有两名地主、六名较小的士绅（来自共产党宣布统一战线政策后才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那里不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几名知识分子和教师、一名医生、一名士兵、一位留着长须的毛拉（伊斯兰学者），还有店员、佃农和贫农。他们的年龄最小35岁，最大82岁。他们之中除五人外都是本地人。
　　边区主席林祖涵（共产党人）正在重庆参加谈判，所以会议是由64岁的副主席李鼎铭主持的。这位开明士绅曾为发展地方教育而努力了三十年，又有精湛的中医医术，因此在陕北很有名望。他说，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两大问题，一是对付日本进攻西北的威胁、准备反攻，二是增加生产。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很多，从国际形势、战局到教育和植树造林，这最后一项在本地区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这里经常受到洪水和水土流失的威胁。与会者的发言都围绕着这份报告来谈，这些发言的共同特点是讲求实际、生动有力，有时甚至言谈粗鲁。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艰难，靠自己奋斗求生，所以他们不喜欢好高骛远的空话；中国共产党七年来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对日作战，所以他们也很讨厌“党八股”——就是只会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而脱离实际。
　　我进会场的时候，政府委员（非共产党）、62岁的老农民刘培芝（译音）正在对政府实施造林的方法提意见。
　　他说：“政府发了一些关于种树的命令，这很好，但没有说明怎样去做。担负这项工作的官员都只会做花架子，没有实际经验，老百姓不相信他们。结果是树种了不少，但大多死了。有些人因为无知或者马虎，甚至于把毛驴拴在小树上，让它们把树叶都吃掉。
　　“如果政府真要种树，那就必须做到下面四件事情：（一）对人们详细解释为什么必须种树；（二）把这事交给村里有丰富经验的老人来管，而不是让学生娃来管；（三）印发一些小册子，说明有效的种树方法；（四）由懂行的人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
　　老人重重地哼了一下鼻子坐下了，接着站起来发言的是绥德县长何祝三（译音）（国民党员）。他说，据他看来，边区各项政策都必须是为了使各阶级团结对敌。他虽然是个地主，但他认为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农民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交了租什么也剩不下（碰上坏年成还不够交租），他们就没有心思好好种地，他们光顾自己活命，也不会关心打仗或任何别的事情。政府也规定，实行减租之后，农民仍应按章交租。这同样应该贯彻执行，以取得地主们的支持，他们也是能为抗战出力的。有些干部对这些政策的理解太“左”，由此又偏向另外一面，结果造成混乱。政府应该使工作人员都了解，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必须统筹兼顾。
　　大胡子、大个子的穆斯林毛拉马圣福（译音）的发言提纲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他说，自从边区在1940年颁布了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之后，许多过去外逃的穆斯林已经回来了。所有穆斯林社区都自行选出官员。但他们仍然希望政府多帮助各处的伊斯兰小学，多派医务人员去疫区消灭传染病，多派兽医去医治牲口，还要把造林和护林的工作组织好。他们也希望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林祖涵提出停止边境纠纷的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入侵经常使穆斯林蒙受损失。他还问道，日寇已迫近潼关，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为什么不调往前线？
　　教育部副部长（救国会成员）说，部里根据大家的批评检讨了工作。事实是，虽然经过八年的工作，边区的文盲所占人口比例仍然很高。边区的小学数已增加了十倍，达到2000所，但没得到人们足够的支持。由于耕作增多、人力缺乏，强制入学遇到了困难。“现在学校除了放寒暑假，还放农忙假。同时，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对教育的要求也会提高。一些像劳动英雄这样的人被选担任负责工作后，对他们自己没有文化的苦处，感到非常痛切。补救的办法就是发展教育。政府已决定把所有小学都交给村民委员会自办，自行聘用教师，这样可使学校教育更适合人民的需要。政府只是在它们提出要求时才给以帮助和指导。试办的几处民办学校已取得很大成功，人民表示支持，对学校里教的实用性课程很感兴趣。”
　　前国民党民团首领、现在经商的高嵩山（译音）说，他不懂政治，但他清楚地看到边区是在实行三民主义，因为它集中力量于国防、民主组织、用发展生产来改善农民生活、减租减息、开发水利、改进医疗卫生和兽医工作。
　　他说，当然还有许多缺点，但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国民党的）封锁和边境摩擦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他举了几起事件为例，包括最近发生的5月17日对户县的袭击。
　　“蒋委员长曾说过，中国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他自己就感到如坐针毡。我们在边区也有同感。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为蒋介石添光彩，如果全中国都像我们这样做，他就更光彩了。在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愿意帮助委员长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伟大领袖人物之一。这犯法吗？只有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考虑人民的需要，发愤图强，中国才能赶上更先进的国家。难道他喜欢他的信徒们是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而不是把人民动员起来为国出力的人吗？那么，他为什么要打我们而不是感谢我们？我们真希望林主席能在重庆把事情说清楚，停止摩擦，团结一致。”
　　休会的铃声响了，与会者——他们都穿着中国农民的衣服或棉布制服，我在边区还没见到穿西装或长袍马褂的——松开上衣领子，分散到屋后的方桌旁边，有的喝茶，有的嗑瓜子，还有一拨人拿出一副本地制作的扑克牌来，开始聚精会神地玩一种很像“兰米”的牌戏。
　　这就是中共建立的新民主地区内不那么正规的基层政权为人民办事的方式和语言。
　　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不顾讲客气和“面子”的老规矩、为了对自己和公众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碍。
　　陕北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压迫和战乱，损失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耕地。在1941年，陕北人民因为得不到外界的供应而陷入深重的危机。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向他们提出，现在只有三条路：饿死、缴械投降、用自己的双手来发展生产。陕北人民选择了最后这条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同技术人员一起想办法。他们缺乏劳动力，但他们用一种称为“变工”的农业合作方式来解决这个困难，在农忙时节把人力和畜力集中使用，这是个体生产无法做到的好办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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