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全集（白话全译本）（套装共6册）》是一部从先秦到明代智慧故事的总集，由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根据子史经传与笔记丛谈纂缉而成。《智囊全集（白话全译本）（套装共6册）》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十部二十八卷，所录故事两千余则。故事所叙，上至治国安邦的经国大略、治军作战的用兵良策、决讼断案的明察睿智，下至治家理财的精明算计、立身处世的生活锦囊、逢凶化吉的机敏权变，甚至于宠宦奸臣的阴谋诡计，损人利己的狡黠小慧，无所不包。书中所写之人无不栩栩如生，所编之事无不寓意深刻，时而妙趣横生，时而发人深省。令人读后，或会心一笑，或拍案叫绝，或掩卷沉思，或共鸣于心。此次出版的《智囊全集（白话全译本）（套装共6册）》以明刻版为蓝本，同时以清印本《智囊补》为参考，力求内容完整、译文准确。该书思想内容丰富多彩，社会价值博大精深，对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和社会风俗都多有描述和解读。《智囊全集（白话全译本）（套装共6册）》既是一部反映古人巧妙运用聪明才智来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篇幅庞大的智谋锦囊。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全部分部别类每篇皆按评语

　　智慧和谋略是伴随人类历史发展亘古不变的主题，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无论人们身处何时，身在何地，都会努力使自己拥有更多的智慧。可以说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大到治国安邦、抵御外敌，小到安身立命、为人处世，谋略都似乎是重中之重。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教人以智慧、授人以谋略的书籍可谓是浩如烟海、多若星辰，而《智囊》则堪称是这群星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无论是从故事选材、收集、整理方面，还是从分类、编纂、点评方面，《智囊》都不失为一部绝好的佳作，而它的作者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先生。
　　冯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明末长洲人，生于1574年，卒于1646年，一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编辑，作品颇丰，其中以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最为著名。《苏州府志·人物志》中曾称冯梦龙先生为“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
　　《智囊》一书最初成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共收文八百六十八篇，发行不久便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于是冯梦龙又于重印时增添了十八篇作为补遗附在了各卷之后。而后许多朋友和读者纷纷要求冯梦龙能够续刻此书，于是冯梦龙又在原书的基础之上修订篇目、修改按评、并加序一篇，增文一百七十五篇，更名为《智囊补》重新刻印。而实际上《智囊补》并非《智囊》的续集，只是在《智囊》的基础之上增补而成，所以也就被后人统称为《智囊》。
　　冯梦龙先生秉承“品智不品人”的宗旨，对《智囊》一书中所收集的故事取材广泛，不拘一格，从先秦到明代，从正史典籍到野史传闻，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既有历代的帝王将相、明君贤臣，又有下层平民、寻常百姓，既有治国安邦的经国大略，又有安身立命的市井小智，所写之人无不栩栩如生，所编之事无不寓意深刻。时而妙趣横生，时而发人深省。
　　令人们读后，或会心一笑，或拍案叫绝，或掩卷沉思，或共鸣于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清代著名学者李渔称此书“唯恐失一哲人，漏一慧语”；清代名臣曾国藩则说过这样一段话“将此书置于案头，夜阑人静时，凝其思，品其味”；而清康熙大帝更是将此书视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对此书爱不释手，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反复阅读，并做了大量的批注。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人们面临着来自太多方面的压力和困扰，这就使人们开始不停地思索如何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出奇制胜，如何能够在巨大的挑战前临危不乱，如何能够最有效的为自己减压，如何能够和睦地与他人共处，如何能够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在生活中轻松自如……渐渐地人们不知不觉走进了无边无际的“如何”之中，并深陷在这个误区中不能自拔。实际上人们这时所需要的可能仅仅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点拨，一个无意问的启示，一则使人顿悟的小故事，它们会为你拨云见日，使你茅塞顿开。
　　而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这本《智囊全集》能够成为那个不经意的点拨，那个无意间的启示，那一则使人顿悟的小故事。
　　如果这本书能够让你从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对你的工作、学习、生活有所帮助，那么我们将会备感欣慰。
　　现在一股国学热正在社会上悄然兴起，仔细想想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有着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有着变化无穷的智慧谋略，我们的祖先曾用它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方文明，我们也一定会继承并将它们发扬光大从而再创辉煌。
　　我们这次编纂的《智囊全集》是以明刻版为蓝本，同时以清印本《智囊补》作为参考，力求内容完整、译文准确。全书共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十部二十八卷，共收文一千零六十一篇，所录故事约为两千余则。每部前均有总叙，各卷前有引语，各篇中有夹注及边批，篇后有按语，同时配有译文。
　　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此次将《智囊全集》分为六册出版。
　　此外，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整理编辑中，一定会存在不少的疏漏及错误，对此敬请读者朋友原谅指正。

上智部
总叙
卷一 见大
太公孔子
诸葛亮
光武帝
使马圉
选押伴使
胡世宁
韩滉钱镠
燕王
丙吉郭进
假书
楚庄王袁盎
王猛
魏元忠
柳玭
廉希宪
范文正
徐存斋
屠枰石
李孝寿宋元献
胡霆桂
尹源
张耳
狄武襄
邵雍
杨士奇
严震
萧何任氏
董公
蔺相如寇恂
张飞
曹彬窦仪
鲁宗道
吕夷简二条
古弼张承业
后唐明宗
李渊
刘温叟
卫青程信
李□
冯□
王旦
胡□
孙觉
赵清献
贾彪
柳公绰
季本

卷二 远犹
训储二条
李泌
王叔文
白起祠
苏颂
戮叛二条
宋艺祖三条
郭钦
处继迁母
徐达
元旦日食
贡麟
契丹立君
地图贡道
陈恕
李沆
韩琦
刘大夏二条
辞连署辞密揭
辞例外赐
范仲淹
赵忠简
文彦博
王旦
王守仁
主婚用玺
陈仲微
陈□
姚崇
孔子
宓子
程琳
高明
王铎
孙伯纯
张咏
李允则
论元祐占事二条
陈瑾四条
林立山
周宗韩雍
喻樗
杨荣
赵凤杨王司帑
程伯淳
薛季昶徐谊
李贤
刘晏
李晟
吕文靖
掌玺内侍
裴宽李祐
王文正
公孙仪
孙叔敖
蜀公
汪公
华歆
下岩院主僧
东海钱翁
辞馈
屏姬侍
唐肃
阿豺

卷三 通简
……
二 明智部
三 察智部
四 捷智部
五 兵智部
六 闺智部

　　谢生卷一见大上智部总叙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译文：智谋的运用本无定式可言，乃以恰如其分为上策。于是常可见到愚者偶虑忽有一得，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其原因何在呢？那是因为上等的智谋往往发之于无心，合乎于情理，进而顺其于自然，而绝非是仅仅通过千虑便能得到的。事发于前时，常人大多从小处着眼，而智者却总是从大处入手；常人大多从眼前出发，而智者却总能从长远考虑；常人轻举妄动而使事情更加纷繁，智者镇静自若而将事情归于自然；常人束手无策，智者则游刃有余。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万难之事智者遇到后必会使其变得简单容易，天大之事智者遇到后定会将其化得细小入微。静思时，悄无声息而虑得良策；行动时，出人意料而屡收奇效。时而开始抵触而最终相合，时而貌似矛盾而实则一致。神情自若，令豪杰望而生疑；英明果断，使圣人超之不易。呜呼！智谋达到如此境界，难道还能够不称之为上等吗？然而上等的智谋却是很难轻易学到的，有意效法上智的人，往往最后只能退而得其中。俗语说：“下下人有上上智”，这恐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急中生智吧。我将这些实录的事件大概分为《见大》、《远犹》、《通简》、《迎刃》，而统称之为《上智》。卷一见大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译文：操纵之间，收放自如，审时度势，随心所欲；常人惊诧于表，豪杰了然于心。集《见大》。
　　太公孔子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
　　周公曰：“此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
　　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
　　”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姜太公辅佐周武王消灭商朝之后，武王将众多诸侯国中的齐国加封给了太公。当时齐国有一位坚决不肯辅佐天子、结交诸侯的名士，名叫华士，被人们广为称赞，视作圣贤。太公到齐国后，立即派人再三召请他，但都遭到了拒绝。太公在得到禀报后当即下令将华士处死了。武王得知后，大惑不解，于是召见太公询问道：“华士乃是齐国的高士，为何要把他杀掉呢？”太公答道：“华士如此执意不肯辅佐天子，结交诸侯，我如何能够得到他的辅佐并与他结交呢？而如果我既不能使他称臣，又不能与他结交，这样无用的人可以算是一个应该舍弃的臣民。此外，我曾多次派人前去召请他，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这样执迷的人可以算是一个叛逆的臣民。而这样的人如果得到了表彰推崇并成为百姓的榜样，举国上下纷纷效仿他，那么我还给谁当君主呢？”正是因为这样，齐国从来没有过懈怠的臣民，从而也就始终没有沦为弱小的国家。韩非子所著《五蠹》中的论点正源于此。
　　少正卯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孔子门下的弟子因为少正卯的蛊惑，曾经几进几出，时多时少。后来，孔子在做鲁国的大司寇时，下令在宫门外左右两座台观的下面把少正卯杀了。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深感不解，于是拜见孔子，问道：“少正卯在鲁国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人，现在夫子您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太妥当，有些失误呢？”孔子答道：“人有五种大的恶行，而盗窃都还不能算在里面。这五种恶行，一是内心通达明了而又阴险无比；二是行为古怪邪僻而又冥顽不化；三是言辞虚伪浮夸而又巧舌善辩；四是怀恨在心而又假装博大；五是倒行逆施而又冠冕堂皇。
　　这五种恶行，一个人如果有一种，就难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五种恶行兼而有之，可以说是小人中的枭雄，所以不能不杀啊。”小人如果没有过人的才能，也就不会有能力扰乱国家。但倘若小人有过人的才能而又愿意受君子的管理，那对于国家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君子对待小人也不要一概而论，完全摒弃他们。
　　少正卯暗地煽动蛊惑孔子的弟子，想用这样的手段超过孔子，继而凌驾于孔子之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同朝共事呢？孔子对少正卯毫不留情，不仅是为了防止虚言巧辩扰乱朝政，更是为了防范后世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用学术思想去杀人。
　　华士徒有虚名而实际毫无可用之处，少正卯对于国家貌似有很大的用处，但却绝对不能重用。奸诈邪恶的小人，只要是明白的君主，就一定会除掉他们；而那些心怀叵测的所谓名人高士，却只有英明圣贤的人才能够发现他们，并坚决将他们清除掉。唐朝的大臣萧瑶信奉佛教，唐太宗传旨让他出家了。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阳、县丞郭仙舟向朝廷呈献诗词。玄宗看后，下诏书说：“观看诗文的内容，词句的条理，可以知道二人非常崇奉道教，然而在时下却显得不合时宜，不切实际，不过最好还是尊重他们的信奉，让他们做自己所爱好的事情。”于是，二人被罢官，奉旨做了道士。这种做法的效果与圣人所为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如果真的能让所有盲目信奉佛教的人都削发为僧，痴迷道教的人都去做道士，那么我想就一定不会再有群臣迷信邪教异端的现象了。
　　诸葛亮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三国时期，曾经有人批评西蜀丞相诸葛亮很少赦免有罪的人，对此诸葛丞相回答说：“治理国家应该依靠大德，而不能仅仅凭借小恩小惠。西汉元帝时期的丞相匡衡、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大司马吴汉都不肯轻易赦免有罪的人。先帝刘备也曾经这样说过：‘我经常与陈元方、郑康成商讨如何治理国家，几乎所有的方法都谈到了，但始终没有涉及过赦免的事情。’回头看看刘表父子，他们曾经年年大赦天下，但对于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然而在诸葛丞相去世之后，费袆执政，并开始实行姑息宽容的政策，致使蜀国逐渐削弱，走向衰灭。
　　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曾经对儿子太叔说：“治理国家，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够运用宽松的方法使百姓臣服。而如果做不到宽以治国，就不如采取严厉猛烈的方法。火猛烈，令人望而生畏，但却很少有人死于火中；水柔弱，使人愿意置身其中，但却有太多的人死于水中。由此可见，用宽松的方法治理国家是最难的。”等到日后太叔执政时，却不忍运用过于猛烈的方法，而是采取了宽松的政策，致使国家盗贼四起，这让太叔后悔不已。
　　孔子曾经说过：“政策过于宽松，就会导致民众怠慢，这时应该用严厉刚猛的政策加以纠正。反之，政策过于严厉，则会使民众受到伤害，而此时则应该用宽松的政策加以补偿。用宽松矫正严厉，用严厉弥补宽松，宽严适度，刚柔并济，只有这样才能够政通人和。”商鞅用刑连尸骨都不放过，未免过于严厉。
　　而梁武帝每每看见死囚就掩面而泣，继而赦免死罪，又不免过于宽松。《论语》主张赦免小的过错，《春秋》则讥讽放纵大的过失，而倘若能够将两者加以融合，巧妙运用，必能使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国家昌盛。
　　光武帝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
　　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汉光武帝刘秀在做大司马时，家中的仆人触犯了法律，被官拜军事令的祭遵处死。刘秀得知后大怒，当即命人捉拿祭遵，准备加以惩治，但被主簿陈副及时拦住了，陈副对刘秀进谏道：“您经常希望所率军队纪律严整，而祭遵此次执法可以说是不畏权贵，按章办事，何罪之有呢？”刘秀听后，沉思片刻，转怒为喜，不但没有责怪祭遵，反而加封他为刺奸将军。
　　之后，刘秀对部下众将说道：“以后大家如有不轨的想法，就一定要先想到祭遵，我家中仆人犯法，尚且被他杀了，因此也绝对不会姑息大家。”有过必罚则法令才能够得以实行，法令得以实行君王的威信才能够确立。正因为如此，光武帝刘秀才能够平定四方，建立东汉王朝。
　　使马圉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
　　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
　　”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殊貌，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译文：孔子周游列国时，一次，由于不慎，马跑出去吃了一位农夫的庄稼，农夫看到后非常生气，扣住了那匹马。孔子的学生子贡毛遂自荐，主动请求到农夫那里要回马匹。然而等子贡见到农夫后，无论他的言辞如何谦卑中肯，农夫都始终不肯将马归还。子贡无奈，只好无功而返，回来后很是惭愧，孔子得知后，不失时机教诲道：“用一个人听不懂的言辞道理去说服他，就犹如用马、牛、羊这样的祭品去祭奠野兽，用《九韶》这样动听的乐章去愉悦飞鸟一样毫无用处。
　　”说罢随即派马夫前往去要马。但见那马夫径直来到农夫那里，高声地说道：“你不在东海耕种，我不到西海出游，我的马怎么能不碰到你的庄稼？”听了马夫的话，农夫被逗乐了，随即解开缰绳，把马还给了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在农夫面前大谈《诗》、《书》这件事，可以清楚地发现迂腐的儒士所以误国的原因。然而马夫所说的话虽然管用，但如果出自子贡之口，农夫可能仍然不会听从。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那是因为子贡和马夫外貌和气质完全不同，举止和神态更是相差甚远，所以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之口，效果也就大不相同。那么孔子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派遣马夫去呢？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先派马夫前往，纵然成功地要回了马匹，子贡的心中也必然会不服气。让子贡先去，并遭到了拒绝，从而使马夫得以施展才能，同时也使子贡心悦诚服。圣明贤达的人通晓人情，知人善用，所以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后来的人却往往用教条去束缚人，用资格去限制人，又用才能是否全面去要求衡量人，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怎么能够做好呢？选押伴使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嘿矣。
　　岳珂云：“当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
　　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亵昵，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译文：北宋时期，南唐广陵人徐锴、徐铉兄弟二人以及他们的父亲徐延休名满江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三徐”，同时他们又都以知识渊博而闻名于北宋朝中。
　　而这三人中又以徐铉的名望最高。一次，恰巧南唐派遣徐铉到北宋商讨进贡的事宜，按照惯例北宋需要派遣官员陪伴，但满朝文武都害怕自己的言谈辞令比不上徐铉，所以均不愿前往陪同。一时间，连宰相也感到无人可选，左右为难。最后他万般无奈，只好向宋太祖赵匡胤请示，太祖听后，沉吟片刻，然后微微一笑，说道：“你暂且退下，这个人我亲自来选。”不一会儿，太监传旨给宣殿前司，命他挑选十名不识字的殿前侍从，然后将名单呈上。不久，名单呈到了宋太祖面前，太祖看后，提起御笔随意圈点了一个人，随后说道：“这个人就可以。”太祖的这个做法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然而中书省的官员不敢再次请示，只能照旨行事。于是他找到那名被太祖钦点的侍从，并催促他迅速前往徐铉那里。可怜这个侍从，既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又无法多问，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渡江前往。见到徐铉，双方各自施礼落座后，徐铉立即口若悬河，辞锋如云，旁观者无不惊骇，而那位可怜的侍从却不知所云，无言以对，只能唯唯诺诺地频频点头，这倒让徐铉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不停地说个没完。就这样，过了几天，那位侍从始终没有任何应对，而此时精疲力竭的徐铉终于闭上了嘴，沉默不语了。
　　岳珂（岳飞的孙子）曾经这样评论说：“当时陶谷、窦仪等名儒均在朝为官，倘若派遣他们去与徐铉辩论骋词，难道会输给徐铉吗？从这一点来看，宋太祖非是无人可派，而是从大局出发，以大国的国体为重，认为不应该那样做。而这不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吗？”孔子派马夫去应对农夫，是用愚钝应对愚钝，而宋太祖派目不识丁的侍从去应对徐铉，则是用愚钝去围困智慧。这里面的道理是这样的：有智慧的人虽然恃强去面对愚钝的人，但愚钝的人却不能理解他所说的意思，这样无形之中就使得智者所做的一切都化为了徒劳。而如果让智者去应对智者，那么双方都不会轻易屈服，那样一来，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这里还有一则故事是关于白沙陈公甫（名献章，明朝吴江人）的，一次，他前往定山拜访庄孔易（名献，明朝江浦人，人称定山先生），临别时，庄孔易用船送陈公甫，船中有一位同行的书生，这个人平时就非常滑稽，此时更是口无遮拦，言辞低俗。看到此人如此的肆无忌惮，庄孔易虽然强压愤怒，但已是忍无可忍。与庄孔易不同的是陈公甫在那人信口开河，夸夸其谈时，却充耳不闻，泰然处之。而等到那人离开的时候，陈公甫更是好像没有见过此人。对于陈公甫从始至终所表现出的沉稳镇定，庄孔易大为叹服。
　　而陈公甫所采取的不正是宋太祖制胜徐铉的方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