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鸦片拉开了经济战
一、“来自中国的泪水”
18世纪初的某一天，英国伦敦。
在金融城中心的利德贺街上，有一栋爱奥尼亚式支柱撑起的宏伟建筑，其正面三角形的门楣上是象征着全球商务的雕刻，顶角有一具象征欧罗巴的人像骑坐在一匹马上，还有一具象征亚洲的人像则跨坐在一匹骆驼上，揭示出大楼里的这个机构与东方世界有着某种关联。走进这栋大楼，到处笼罩在一片喧嚣嘈杂之中，都是一些贸易公司的日常活动，包括抄写各类信件，开会讨论利润、额外收益和特权的分配，这样的会议通常会从晨曦初露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
在与会人员享用早餐时，一只来自印度的木箱被送到了这里，它是寄给一位年轻职员的。这个年轻人撬开镀锡的箱盖，里面立时释放出一股草本植物的芬芳香气。他为箱中所盛的物品准备了几个小包裹，利用面前摆放的一架天平和一排按规则排列的黄铜秤砣，将箱子里的物品分为若干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入一个浸蜡的帆布包内，他准备将这几包东西寄给伦敦最好的批发商。这个年轻职员的日常工作和任何一名秘书一样：撰写一式三份的文件、信件、从东方寄到公司办公室的货物的提货单，干着一份既不用纳税也毫无吸引人之处的工作，却领着一年300英镑的体面薪水，这个年轻人无疑是当时的人们所竭力羡慕的。
上面这段场景来自美国学者萨拉?罗斯（Sarah Rose）《茶叶大盗》一书的描述，这本书讲的是一名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在中国经历的故事，伦敦金融城里的这栋建筑就是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这位年轻雇员小心分装的物品是茶叶，它源产自中国，经东印度公司的商人转运至印度，又从印度运到了伦敦。
18世纪初英格兰与苏格兰刚刚合并组成大不列颠（Britain），经过都铎王朝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快速发展而后来居上，涌现出莎士比亚、培根和哈维等文艺巨匠，伦敦也从泰晤士河畔的一个聚居点成长为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中心、文化之都和时尚之都。翻开一份伦敦出版的杂志，是1712年3月份出版的《旁观者》（Spectator），里面刊登着一篇贵妇人写的日记：星期三，早上8点到10点，在床上喝了2杯巧克力后又睡了；10点到11点，吃了一片奶油面包，喝了杯武夷茶；11点到1点，到化妆室梳了个新发型……
星期四，从昨天晚上11点睡到今天早上8点，梦到和佛洛德玩法鲁牌；8点到11点，喝完巧克力后躺在床上看2幕莱登的剧作；10点到11点，喝茶……这是典型近代英式贵族的生活，除了优雅就是奢侈，它传递出两个有趣的信息：一是喝茶已经成为这位贵妇人固定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要喝一次早餐茶；二是喝茶与新发型、法鲁牌、莱登剧作一样是一件值得炫耀、值得在“朋友圈”里晒一晒的事。
英国并不产茶，开始也没有喝茶的习俗，据说是“红茶皇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1662年嫁给英王查理二世时把茶叶带入的英国，这种被认为有药性的植物随后便在英国风行起来。英国人对喝茶情有独钟，有人喜欢一起床就喝早茶（Earlymorning Tea），有人喜欢喝上午茶（Elevens），有人喜欢喝下午茶（Afternoon Tea）。在远离大陆的英伦三岛，人们对饮茶的喜爱和讲究不亚于茶叶的发源地中国。
英国18世纪文学泰斗塞缪尔说：“茶是思考和谈话的润滑剂。”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说：“红茶是产生我灵感的催化剂，当我提起笔来的时候，若无红茶相伴，便不会有一种清心安定的感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其代表作《唐璜》中把茶称为“来自中国的泪水”。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说“茶将永远成为知识分子所爱好的饮料”，在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中86次提到了茶。1785年，几个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成员打嘴仗，自由党成员集体创作了一首The Roliad的小诗，其中有几句如果用中国古诗体翻译一下就是：茶叶色色，何舌能别？
武夷贡熙，婺绿祁红；
松萝功夫，白毫小种；
花熏芬馥，麻珠稠浓。这首诗想表达什么已不大清楚，不过里面提到的茶叶名称却都很准确：武夷是福建绿茶，贡熙、麻珠是浙江平水产的珠茶，婺绿是屯溪绿茶，祁红是祁门红茶，松萝是徽州产的一种名茶，工夫、白毫和小种也是红茶，花熏是花茶。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些政客们不仅平时爱喝茶，而且对中国茶叶的不同品种相当“门清”。
不仅贵族和知识分子，所有百姓也都喜爱喝茶。在1863年由英国政府所作的国家饮食结构调查中，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饮茶的普及率很高，其中370户农场主中有99%习惯喝茶，其他如纺织工、针线工、手套编织工、织袜工、鞋匠等低收入人群中喝茶也都很普遍。有人作过分析，这与英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寒冷的气候有关，英国人喜欢吃肉和干面包，习惯冷食，喝茶不仅有助于消化，也有助于在较冷的天气里用喝茶替代一顿热乎乎的正餐。据18世纪末的一个统计，当时英国的工人每月要拿出10%的收入用来买茶叶和糖，只用2.5%去买酒，那时伦敦有茶馆2000多个，受饮茶的影响人们的膳食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在16世纪人们的早餐通常是面包和3片牛肉，到18世纪变成了黄油、面包和1杯红茶。
甚至有人认为，茶水消灭了细菌，还增加了营养，所以让近代以来人口出现大爆炸的同时又保持了很高的成活率。有的学者提出日本能够幸免19世纪几次大规模霍乱，正是因为他们有全民饮茶的习惯有关。英国人喜欢上饮茶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期，城市人口膨胀，容易引发各种疾病，但由于人们喜欢饮茶，结果许多疾病减少甚至消失了。《世界千年经济史》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分析欧洲人口问题时说，因为酒和茶替代了受到污染的水，才使得欧洲人口死亡率下降。
茶叶对英国人如此重要，而中国又是当时世界上几乎唯一的茶叶出国大国，英国必须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在一本叫《远征中国纪实》的书中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与中国的交往纯粹是商业上的。直到1840年，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强大的东方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人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前中国一直把西方当做半开化的野蛮人，用一种香草交换我们的产品，这种香草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满了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提供的数据，18世纪以后英国对中国茶叶的进口量逐年攀升：1760~1764年进口茶叶货值80.62万两白银，占总进口量的91.9%，其后进口额逐年攀升，而茶叶所占的比重大致保持不变，到1820~1824年，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的货值达到了570.49万两白银，占总进口量的89.6%。
英国人既然如此离不了茶叶，他们为什么不自己种植茶树呢？这得从茶树的生长习性说起。茶树属山茶科、山茶属，是一种嫩枝无毛的灌木或小乔木，生长条件十分挑剔：一般只生长在土层1米以上、不含石灰石、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壤中；所在地区雨量平均且年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不足和过多对茶叶的品质都有影响；光照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对紫外线有特殊嗜好；全年日平均气温10℃以上，最低温度不能低于-10℃。按照上面苛刻的条件，南纬16度以南和北纬30度以北基本退出了产茶区，即使个别地方有种植，品质也都不会太好。而在中间区域内也要受土质、雨量、光照甚至地形、海拔等因素制约，好的产茶区并不多。
据考证茶树发源于中国，以后有60多个国家引种，但大部分地区都不成功，目前世界上主要的产茶区有3个：亚洲的中国、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非洲的肯尼亚、马拉维、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南美洲的阿根廷。根据2002年的统计，中国有茶园115.25万公顷，占世界总面积的43.55%。18世纪英国商人才开始把茶种带到印度试种，南美洲、非洲的茶叶种植还都未形成规模，茶叶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出口产品。
二、英镑的烦恼
因为茶叶，英国对中国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家高度重视起来，这对中国人来说或许注定是一种不幸。
在国际贸易舞台上，一种商品就能左右两个经济大国的格局，这种状况在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了，但在18世纪中英贸易中茶叶就轻松做到了。从1770~1789年，中英两国进出口贸易货值不断增加，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国对英国的货物出口量远远大于从英国的货物进口量，而这主要归功于茶叶（见表.1）。
一直到18世纪末中英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都很不均衡，英国处于严重的贸易逆差状态，而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茶叶通常占到了80%左右，最高时甚至超过90%。对英国来说，这种状况长期维持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
英国是个岛国，如同日本远离亚洲大陆一样英国也远离着欧洲大陆，在16世纪时英国的有效国土还仅限于英格兰，面积不过5万平方公里，而当时法国21万平方公里，德国13万平方公里，西班牙19万平方公里。至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明朝中期，有效控制的土地不少于700万平方公里。1550年英国的人口只有300万，这一年是明嘉靖二十九年，据《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曾搞过一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是6334.41万。但随后英国这个岛国便开始崛起：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树立了海上霸权；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1649年5月19日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688年确定了君主立宪制；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成立大不列颠；1801年大不列颠又与爱尔兰合并。
18世纪中期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革命，使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这就是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也被称为“机器时代”（The Age of Machines）。大量新机器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在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每个工作日生产效率提高了20倍以上。蒸汽机、纺织机、车床、钻机等新技术装备广泛使用后，带来的结果是产品生产成本的极大降低。以棉纱为例，1799年制造14先令的40支棉纱到1830年成本降到6.75便士，1882年降到3.5便士，100年里成本下降了97%。到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占到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从1801~1850年英国对外出口由2490万镑增长到1.75亿镑，增长了6倍多。1840年英国棉花消费量20.8万吨，比法国、美国、德国加在一起还多；原煤产量3600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82.2%。在工业革命时代，钢铁的产量是一项反映综合国力的重要经济指标，在1790~1880年的90年时间里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产量的40%~60%，英国当之无愧成为18世纪的“世界工厂”。生产出大量廉价商品，这些工业产品靠国内市场自然无法消化，至少一半以上依赖出口，其中纺织品出口依存度高达80%。
这时候的英国是严重“外向型经济”国家，保持贸易顺差对其十分重要，在19世纪贸易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之前，英国的贸易政策一直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对于本国能够生产的产品一律通过高额关税等办法限制输入。对外贸易是英国的生命，是这个当时只有1000多万人口的岛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前提条件，为了抢夺国外市场英国从来不吝惜他们的舰炮，它会毫不犹豫地为抢夺市场而与其他老牌欧洲大国开战。
来自中国的茶叶却无法在英国本土大量生产，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巨大。一开始英国试图用纺织品、工业品来平衡贸易，但收效甚微。英国出口的“拳头产品”是毛纺织品，其次是各种金属制品，由于其制造成本低廉，所以市场竞争力很强。但这些产品到了中国却表现得很差劲，尤其是毛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严重“水土不服”，一直到18世纪末，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长期毛纺织品出口中都面临着亏损，以至于公司整体对华贸易也呈亏损状态（见表1.2）。
有人认为，英国的毛纺织品虽然成本较低，但经过长途海运到达中国后仍然价格不菲，而中国人更喜欢自己生产的土布和丝绸，对毛纺织品并不习惯，因此打不开市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千百年来中国的经济一向自给自足，中国人又崇尚节俭，毛纺织品被归入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行列，自然没有太大的市场。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英国人说：“中国不需要出口，他们可以没有对外交往而安然独处。中国有肥沃的土壤，能生产各种各样供食用的作物，中国的气候适宜各种果树的生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把农业——提供衣食所需的产业放在一切行业之上，中国不仅有这些，还有更多。”这个外国人认为，中国有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绸和皮革，所以没有从外国进口商品的特别需求。
商品在中国卖不动，精明的英国商人为什么还要在几十年里坚持着这种交易呢？这是海外贸易特点所决定的，茶叶是一种重量轻但体量大的货物，运输茶叶需要大批商船，这些商船从英国海港出发远赴几千公里外的中国，返程满载而归，去程如果不捎上货物就成了空载。毛纺织品虽然不赚钱，但这是把运费也计算进去的结果，如果剔除运费，它多少还是赢利的。而不搭上毛纺织品，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将亏得更多。
在大不列颠帝国的眼里，贸易和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军事问题，但他们面对的是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其幅员之辽阔、历史之悠久令人仰视。13世纪其铁骑席卷欧洲大陆还让人记忆犹新，而现在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充满了令人敬畏的神秘，所以英国人一开始没有选择战争，而是试图用经济、外交等手段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英国对华贸易由东印度公司垄断，东印度公司依靠的是大大小小的中国行商，为推销毛纺织品，东印度公司一度实行了贸易份额制，也就是把收购茶叶与卖毛纺织品结合起来。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说，1727年贸易季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照例来到广州采购茶叶和生丝，与往年不同的是，他们与行商签订收购合同时规定必须按照合同金额销售一定数量的毛纺织品，东印度公司管理会后来公开提出：“任何人和我们交易，都必须购买相应数量的货物。”
看来英国人确实急了，想出了“搭售”的损招，但这种“摊销”的办法对由市场造成的贸易失衡很难起效，更何况东印度公司不是清政府，对中国行商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公司内部也有许多人对这项规定给予抵制，贸易份额制收到的效果与其目标相差甚远。
在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盈亏表中，“印度产品”有所盈余，主要指印度产的棉花。与英国本土生产的毛纺织品不同，印度出产的棉花在中国颇受欢迎，英国商人只好把工业品运到印度市场销售，换回棉花，之后运往中国，再从中国采购茶叶和生丝。然而，英国、印度和中国组成的这个三角形贸易圈却并不稳固，从规模上看印度的棉花难以与中国的茶叶匹敌。为了克服巨额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让自己的商船来中国时带上大量的白银，这是中国茶商最喜欢的东西，当然也是英国人所喜欢的。英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1812年又确立了金本位制，其中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严格限制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外流，但现在没有办法，为了保证茶叶供应不中断，只好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一船又一船运往中国。
从贸易份额制到用印度棉花对冲贸易赤字，都是英国人为解决中英贸易失衡进行的努力，但“世界工厂”面对“油盐不进”的中华帝国一时毫无办法，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广州口岸都处于白银入超的局面（见表1.3）。
一种商品创造不了整个世界，却有可能对世界的经济秩序产生决定性的改变，12~13世纪的胡椒与香料以及其后流行起来的酒和咖啡都具有这样的能量。美国政治家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对于17~19世纪的世界来说，茶叶就是石油，《茶叶战争》的作者周重林、太俊林认为，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等贸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欧十几个国家GDP总和的3倍”，正是有茶叶这样的硬通货才使晚清得以立足世界，吸引全球的贸易者。对中国而言茶叶是攻城略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茶叶也是中国的一道无形长城，它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茶叶不仅是晚清行走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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