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兵
科学史理论家，科学传播研究学者，清华大学教授
7 年前，当晓原兄的大作《天学真原》完稿时，曾邀我撰写序言。当时，在斗胆撰写的那篇序言中，针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状况，我曾在很大程度上脱开原书，就有关科学史和历史的辉格解释问题作了一番议论，其实，这一问题与《天学真原》一书的立意倒也关系颇为密切。而《天学真原》一书出版后，确实引起了很好的反响，甚至直到7年后的今日，在众多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专著中，仍别具特色，仍有高度赞扬和激烈批判的书评在次第发表。当然，以晓原兄学问之功力，以及选题视角之新颖，史料之扎实丰富，《天学真原》一书能取得如此成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7 年后，当《天学真原》的姊妹篇《天学外史》写就，即将付梓之时，晓原兄再嘱我为之作序。一方面，虽然仍以为作序既非以我辈之资格宜作之事，亦非可用来畅所欲言之场合，但承晓原兄抬举，加之7 年前已“斗胆”唱过些“反调”，想来即使再撰序言，至多也不过使“罪行”加重一些而已。其次，虽然我于天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是外行，但对于这一领域近来的研究进展，倒是很有关注的兴趣，对于相关的科学编史学问题，也有些想法，于是正好借此作序之机会，再拉杂谈些感想，起码，是讲些实话——尽管“实话实说”现在也还往往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晓原兄这本书取名为《天学外史》。仅从此书名中，就可约略地看出作者的基本倾向：之所以称“天学”，而非“天文学”，不论在以前的《天学真原》一书中，还是在这本《天学外史》题为“ 古代中国什么人需要天学？”的第二章中，作者均有详细的论述，大致说来是为了将中国古代有关“天文”的种种理论，与目前通用的、由西方传入的现代天文学相区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区分，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至于“外史”一词，则明确地表达了作者研究方略的取向。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曾对科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或者说科学编史学问题做过些研究，因而，对于来自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external history 一词，自各种文章和著作中，也不止一次地用到。国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通常将此词译作“外史”，以对应于internal history（即内史）的概念。记得几年前，在一次与物理学史老前辈戈革先生的交谈中，戈革先生曾提到，这种用法与中国历史上对内史一词原有的用法是不一致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外史”的概念本来是与“正史”相对应，其意义更接近于野史。类似的例子还有像我国科学史界常用的“通史”一词，在中国历史上，通史本是相对于断代史，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与科学史中“学科史”相对来指汇集了各门科学学科的历史，因而，如果考虑到已存在的用法，还是用“综合史”而非
“通史”来与“学科史”对应为好。当然，这已经涉及与科学史相关的近代西方概念在中译时，与中国历史上原有的用语的关系的问题。
正因为存在在概念的翻译和使用上的这种复杂局面，晓原兄在其新作《天学外史》第一章绪论中，专门讨论了他对“外史”这一重要概念的三重理解。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在从事具体科学史研究的科学史工作者中不常见的、结合本人研究实践来讨论科学编史学问题的一篇有特色的文章。
或许，也正是由于晓原兄勤于对有关科学史理论问题的思考，才使他的研究独具特色。《天学外史》一书，在继承了《天学真原》一书原有的良好倾向的基础上，对许多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新探索，提出了许多大胆但又言之有据的论点，包括对许多权威们的观点的挑战。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对于中国古代“天学”的本来性质、功能，以及与我们现在通常所谈的“天文学”，也即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差别的深入讨论。当然，这样的论点很可能会使那些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过分拔高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以极端辉格式的做法试图论证在所有科学学科和重要的科学问题上都是“中国第一”的人们，感到很不舒服。
我这样讲并非没有根据。虽然在本书的绪论中，晓原兄回忆了他1986 年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一次全国科学史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的大会报告，以及在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往事，并认为：“如果说我的上述观点当时还显得非常激进的话，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观点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早已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了。”但我以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就在最近，报刊上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热烈争论就很清楚地表明，像晓原兄的这类观点还是会有许多反对者，甚至激烈的反对者的。
在近来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讨论中，从历史研究的方法上来说，许多持中国古代确有科学者，实际上是对科学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意义视而不见。
科学，这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有不同的所指。在最常见的用法中，所指的就是诞生于欧洲的近代科学。而在其他用法中，或是把技术也包括在内，或者甚至还可以指正确、有效的方法、观念等等，等等。当我们讲比如说中国宋代科学史，或印度古代科学史，或古希腊科学史时，所用的“科学”一词的含义，显然也不是在其最常见的用法中所指的近代科学，尽管古希腊的传统与欧洲近代科学一脉相承，而中国或印度古代的“科学”，却完全是另一码事。而欧洲近代科学的
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种体系化了的对自然界的认识。正像我国早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没有物理学，只有物理学知识。这里之所以用物理学知识，正是指它们不是对自然界体系化了的系统认识。而这当然也并不妨碍我们仍然使用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的说法，来指对于中国古代物理学知识的认识和发展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情况自然也是一样。而《天学真原》以及《天学外史》在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如果我们仍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研究中，突出地使用
“天学”的概念，而不用“天文学”的概念，也正是为回避以相同术语指称不同对象而可能带来的概念混乱。
其实，在有关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的讨论中，许多人之所以极力地论证中国古代就有科学，其根本原因在于某种更深层的动机。例如，有人就曾明确地谈到：“当今相当多的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特别是青年一代，自幼深受科学技术‘欧洲中心论’的教育，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之不
多，甚至很不了解。当务之急是亟待提高认识，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问题，而不是‘大家陶醉’于祖先的成就的问题。”照此看来，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不要说大学的课本，恐怕中国从小学到中学的现行科学课本都得推倒重写，原因显而易见：其中有多少内容是来自中国自己的发现？有
多少内容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如今，我们都在谈论科教兴国，那么，是否依靠那些与近代科学并没有什么联系的中国古代的“科学”，以及建筑在此基础上的民族自信心，就真的可以兴国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对于有关的概念充分明确的话，可以说，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至少，对于中国古代有无天文学的问题，《天学外史》（当然也包括以前的《天学真原》）给出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
这里所谈的，其实只是作序者在读了《天学外史》一书文稿后的一点随想而已。《天学外史》所涉及的问题自然远不止这些，在一篇序言中，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地论及所序之书的全部内容。更何况作序者的评价也只能代表本人，对一部作品，真正的评价，还应来自更广泛的读者。一部著作出版后，解读任务就留给了读者。不要说作序者，就连作者本人，也只能听任读者们的评判。但我相信，任何真正有见识的读者，肯定会在此书中发现有价值、有启发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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