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译林：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鸿篇巨制，它不仅是现代生物学的奠基百科，也是一种崭新世界观的哲学论著，还是科学写作的经典范本。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时常为其构思之巧妙、立论之缜密、举证之充分、争辩之有力、治学之严谨、行文之顺畅、用词之精准，而拍案叫绝、激动不已。《物种起源》问世150多年来，印行了无数次，翻译成30多种语言，可见其传播之普遍、影响之深远。尽管时隔150多年，对我们来说，《物种起源》远非只是一部可以束之高阁、仅供景仰膜拜的科学历史元典，而是一泓能够常读常新、激发科研灵感的源头活水。《物种起源》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有待每一位读者躬身竭力地去亲手挖掘。

　　《物种起源》所阐述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被誉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译林版《物种起源》是国内唯一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二版”中译本。这一版本不仅忠实于达尔文原本的立场，并且修正了第一版的错误，深受当今生物学家及达尔文研究者推崇，被收录进“牛津世界经典丛书”。
　　苗德岁是获得“北美古脊椎动物协会罗美奖”的中国人，该奖有古脊椎动物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名著如同名人，对其评头品足者多，而对其亲阅亲知者少。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便是这一现象的显明例子之一。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及《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的各种活动尘埃落定之后，译林出版社却诚邀我翻译《物种起源》，这本身似乎即是一件不按常理出牌的事。也许有人会问，《物种起源》一书已有多个中译本，还有必要重译吗？其实，这也是我在接受约请前考量最多的问题，但在我发现此前所有的中译本均是根据该书第六版所译之后，我旋即决定翻译该书的第二版《论物种起源》（这个“论”字是在第六版才消失的，为方便理解，下文均用《物种起源》指代该著作），由于这是一本与该书第一版差别极小却与第六版甚为不同的书，故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译”，而是试图赶上近二十余年来国外达尔文研究的新潮流了（详见《版本说明》一节）。
　　正如著名的达尔文学者布朗（Janet Browne，2010）所说，每个时代的达尔文传记的作者们，都会描绘出一个略微不同的达尔文的形象，并与当时流行的认知程度“琴瑟和鸣”：从19世纪末的刻苦勤奋的达尔文，到20世纪30年代的受人尊敬、顾家舐犊的达尔文，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学家的达尔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书信通四海、广结通讯网的达尔文。当然，这些多种脸谱的达尔文形象，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同样，对《物种起源》一书的解读亦复如此。有人曾戏言，达尔文的学说像块豆腐，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全看厨师加上何种佐料；个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曾风靡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以及后来更为时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一说了。即令在当下互联网的“谷歌”和“百度”时代，鼠标一动，达尔文的文字便可跳上显示屏，却依然发生了一些蜚声中外的研究机构把自己的话硬塞到达尔文嘴里的怪事。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即原来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网页上，竟一度出现过下面这一句所谓摘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引语：“在生存斗争中，最适者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它们能够最好地适应其环境。”事实上，达尔文压根儿就未曾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从《物种起源》第五版开始，引用了斯宾塞的“适者生存”一语，但他对此却是不无警戒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位于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总部新大楼的石板地面上，竟镌刻着伪托达尔文的“名言”：“不是最强大的物种得以生存，也不是最智慧的物种得以生存，而是最适应于变化的物种得以生存。”（James Secord，2010）可见，人们是多么容易把自己的观点想当然地强加于达尔文的头上啊！达尔文若地下有知，真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是划时代的著作，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对唯心的造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提出根本性挑战，使当时生物学各领域的概念和观念发生剧变。除了生物学外，达尔文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版本说明
本书第一版问世前，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
绪论
第一章 家养下的变异
第二章 自然状态下的变异
第三章 生存斗争
第四章 自然选择
第五章 变异的法则
第六章 理论的诸项难点
第七章 本能
第八章 杂种现象
第九章 论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
第十章 论生物在地史上的演替
第十一章 地理分布
第十二章 地理分布（续）
第十三章 生物的相互亲缘关系：形态学、胚胎学、发育不全的器官
第十四章 复述与结论
译后记
附录：译名刍议

　　《经典译林：物种起源》：
　　我应首先说明，我是在广义与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生存斗争”这一名词的，它包含着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包含着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维系，而且是其能否成功地传宗接代。两只犬类动物，在饥馑之时，委实可以称之为彼此间为了争夺食物与求生而斗争。但是，沙漠边缘的一株植物，可以说是在为抗旱求存而斗争，虽然更恰当地说，应该把这称为植物对水分的依赖。一株植物，每年产一千粒种子，而平均只有一粒种子能够开花结籽，这可以更确切地说成是，它与业已覆被地表的同类以及异类的植物作斗争。懈寄生依存于苹果树和其他少数几种树，只能牵强附会地说它在跟这些树相斗争，因为如果同一株树上此类寄生物过多的话，该树就会枯萎而死。然而，倘若数株懈寄生的幼苗密生在同一根枝条上的话，那么可以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在相互斗争。由于懈寄生的种子是由鸟类散布的，因此其生存便依赖于鸟类；这可以隐喻地说成，在引诱鸟来食其果实，并借此传布其种子，而非传布其他植物的种子这一点上，它就是在和其他果实植物相斗争了。在这几种彼此相贯通的含义上，为方便计，我使用了生存斗争这一普通的名词。
　　由于所有的生物都有着高速繁增的倾向，因此必然就会有生存斗争。每种生物在其自然的一生中都会产生若干卵或种子，它一定会在其生命的某一时期，某一季节，或者某一年遭到灭顶之灾，否则按照几何比率增加的原理，其个体数目就会迅速地过度增大，以至于无处可以支撑它们。因此，由于产出的个体数超过可能存活的个体数，故生存斗争必定无处不在，不是同种的此个体与彼个体之争，便是与异种的个体间作斗争，抑或与生活的环境条件作斗争。这是马尔萨斯学说以数倍的力量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因为在此情形下，既不能人为地增加食物，也不能谨慎地约束婚配。虽然某些物种，现在可以或多或少迅速地增加数目，但是并非所有的物种皆能如此，因为这世界容纳不下它们。
　　毫无例外，每种生物都自然地以如此高的速率繁增，倘若它们不遭覆灭的话，仅仅一对生物的后代很快就会遍布地球。即令生殖较慢的人类，也能在二十五年间增加一倍，照此速率计算的话，几千年内，其后代着实即无立足之地了。林奈计算过，一株一年生的植物倘若一年仅产两粒种子（没有任何植物会如此低产），它们的幼苗翌年也各产两粒种子，以此类推，二十年后这种植物可达一百万株了。在所有已知的动物中，大象被认为是生殖最慢者，我已花了些力气，估算了它可能的最低的自然增长速率；可以保守地假定，它从三十岁开始生育，一直生育到九十岁，其间共计产出三对雌雄小象；倘如此的话，五百年之后，就会有近一千五百万只大象存活着，而且均是由最初的那一对传衍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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