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大典：国民经济学分册_林木西，洪银兴编_9787514171174

　　改革的中国模式、发展的中国道路成为探究中国发展之“谜”。以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实践为背景，以中国经济学理论进展为线索，《现代经济学大典：国民经济学分册》可以全面解读中国奇迹之“谜”。相应的，《现代经济学大典：国民经济学分册》定位在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概括。突出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目的就是要把我国的经济学推向世界，让中国道路为世界所知。

　　《现代经济学大典：国民经济学分册》：
　　“市场失灵”也称市场失败、市场失效，是指由于市场机制的内在原因，出现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和失效性。亚当·斯密于1776年提出“看不见的手”以来，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论证市场作用的前提条件与理想结果。20世纪的现代经济理论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利用现代数学方法论证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及其伴随一般均衡存在而衍生的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依赖于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效率概念，进而又依赖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萨拉尼耶，2004）。当完全竞争市场的产品均一、价格接受者、进退自由、信息完全、无交易成本等假设条件难以满足时，市场机制作用受限，帕累托最优难以达到，出现了市场失灵问题。
　　目前，人们探讨比较深入的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形：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及信息不完全的市场。对于单一经济垄断会导致价高量少质低、造成福利损失的问题已经十分明朗了，需要关注的是自然垄断这个“技术性的垄断”问题。另外，对于转轨国家，还存在一个特殊的行政垄断问题。此外，对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由于产品差异而导致的垄断势力，还应该考虑到熊彼特基于创新而对垄断所做的辩护，针对不同的情况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
　　外部性是指私人边际收益（或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或成本）不一致的情况，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庇古最早观察到了这种个人决策对他人的影响，从而导致市场调节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情况，进而提出通过税收来解决经济外部性的办法。罗纳德·科斯则认为当产权界定明确、交易费用为零时，外部性可以通过产权各方的自由交换而得以解决，结果对资源配置效率不产生任何影响，从而并不需要政府干预。但显然产权界定明确、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也比较苛刻。布坎南也对庇古的干预思想提出质疑，认为政府干预者作为理性人，其决策也存在局限性，也会带来外部性问题，进而提出通过“立宪对话”，用个人主义一契约主义一立宪主义来重新构造国家权力的立宪限制，以维护公民的利益要求。
　　公共物品理论可追溯到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96年在其《财政理论研究》一书中，他将“边际成本定价”方法应用于公用事业服务及寡头垄断产品中，提出了“纯公共物品理论”。1919年，林达尔（Erik R．Lindahl）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首次提出了“公共物品”概念。后来，经济学家进一步对公共物品的内涵进行了明确：“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Friedman，1986），这被称为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或者是指“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人消费的减少”（Samuelson，1954；1955），这被称为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关于公共物品的市场失灵，林达尔在维克塞尔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林达尔均衡模型，提出由于“免费乘车者”的存在，公共物品难以实现有效供给，从而政府有必要通过税收等方式获取提供公共物品的资金。此后，萨缪尔森探讨了公共物品的最佳供应问题，认为某种私人物品的总消费量等于所有消费者对该物品消费的总和，而某种公共物品的消费总量则等于每位消费者的消费量。具体而言，某种公共品的边际社会利益是由各种数量水平的个人边际利益加总得到的，其边际社会利益曲线等于每个人边际利益曲线的垂直加总，而边际社会成本曲线与边际个人成本曲线则是一条重合的曲线。当然，如帕金（2009）认为的那样，在这个领域，需要深刻理解科斯的观点。
　　如前所述，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依赖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从而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并且信息应该是外生的）。哈耶克（1945）较早地意识到市场信息的分散性及其对个体决策的影响，施蒂格勒于1961年建立了搜寻理论，1970年阿克洛夫讨论了市场质量信息不完全导致的萎缩市场问题，而斯蒂格利莰、格林沃尔德等人则关注资本、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理论分析表明，现实中广泛地存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现象，产生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问题，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导致市场参与者和交易量减少，并有可能促使市场完全关闭。
　　针对各种市场失灵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但究其思想而言，如同经济学的两大学派分野，其政策主张也大致可以区分为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前者认为市场机制自身存在固有的缺陷，只有通过非市场机制才能得以克服；而后者则认为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市场失灵问题并非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只有当市场本身再无自我修复可能时，也即真正的市场失灵来临时，才需要通过非市场机制来解决。如萨缪尔森所言，“市场可以是我们驾驭下的一匹好马。但是马无论怎么好，其能量总是有个极限的，这个极限不会马上显露出来。……如果越过这个极限，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会蹒跚不前”（费尔德斯坦，1990）。卡斯林（Caslin，D．）等人也声称“如果人们想要在这样根本失灵的面前来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人们就必须承认自身利益，并探究非市场的选择办法”（胡代光、周安军，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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