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为考古学前身，是对古代器物的研究，始于唐朝。唐代韦杰等史家已开始收集金石碑版，并运用于史学着述了。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是现存*早的金石学专着，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到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赵明诚的《集古录》是一部继欧阳修《金石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研究金石的专着。着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两千种，编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按年代顺序编排，后二十卷按所见钟鼎彝器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的出土时间、地点，加以收藏者及器物内容辩证考据。《集古录》《金石录》用金石资料对《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等多加订芷，是研究古代金石的必资、必读之书。此两书把金石学推向成熟。元明时期金石志学成就很少，仅有《河朔访古记》《古玉图》等代表性着作。
及至清代，金石学受乾嘉学派影响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官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宪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着作。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着提高。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筒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者。
金石学为考古学前身，是对古代器物的研究，始于唐朝。唐代韦杰等史家已开始收集金石碑版，并运用于史学着述了。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专着，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到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赵明诚的《集古录》是一部继欧阳修《金石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研究金石的专着。着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两千种，编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按年代顺序编排，后二十卷按所见钟鼎彝器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的出土时间、地点，加以收藏者及器物内容辩证考据。《集古录》《金石录》用金石资料对《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等多加订芷，是研究古代金石的必资、必读之书。此两书把金石学推向成熟。元明时期金石志学成就很少，仅有《河朔访古记》《古玉图》等代表性着作。
及至清代，金石学受乾嘉学派影响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官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宪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着作。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着提高。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筒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者。
由此可见金石是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几千年来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献艺术资料，今天金石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把许多学科从边缘到中心联在一起。如马衡先生研究认为石鼓文是周时秦刻文，校正了清人程瑶田的旧说，对度量衡研究解决了古尺的制度，至今还是研究古尺的依据。
清末民初，各省纷纷续修前朝通志。民国五年（1916）陕西通志馆成立，集中一代名儒宿彦，编修《续修陕西通志稿》，历时一十九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告成。同年，邵力子先生主政陕西，将通志稿付梓，金石志、艺文志合编成《陕西金石艺文志》简称《陕西金石志》，共三十九卷，拟单独印行壹仟套，实印捌佰套，以飨读者。
《陕西金古志附艺文志》编撰特点有三：
一、名家编修，发愤之作。金石志编撰武善树，字获堂，号念堂，陕西渭南（今渭南临渭区）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会试未及第，大挑为候补知县，历任山西壶关、安邑、永济、临汾、襄陵等知县，平阳府知府。民元后，拒北京政府国会议员职，回陕后参与编纂《续修陕西通志稿》，他对旧志中无金古文字深为痛心，盖在续修陕西通志中予以补入，经广泛徵集，详加考证，成《陕西金石志》三十卷，补遗两卷，共三十二卷。
艺文志编撰郭毓璋有『关中名儒』之称。字蕴生，陕西华县人，出身贫寒。清光绪六年（1880）十三岁中秀才，人称『神童』。师从陕西维新变法领袖，被康有为誉为“海内耆儒』的刘古愚先生。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乡试中亚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光绪二十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召见郭毓璋，赞其『不染习俗，操守可信』，任为鄂城知县。光绪二十四年（1908）任孝感知县。宣统元年（1909）任薪州知州，皆有政声。辛亥革命爆发后返陕。一九二一年任陕西都督署顾问，陕西农务总会会长，后被商界公推爵陕西商务总会会长。1919年任国会议员，一九二三年任陕西通志馆编纂。一九二四年后，郭专心从事编纂。有感于南宋以降，陕西文化日渐落后于南方，四库全书均藏东南。『陕西僻处西北，士皆寒苦，无由速涉江湖，又无力自购书籍，……至今斯文将丧，师道无传，亦后死者大惧』的危机感，发愤编成《艺文志》七卷。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收书一百一十五部，史部七十二部，子部一百三十一部，集部一百六十一部，另附地方志为外编，收志书一百一十六部，共计五百九十五部。本书目大多数为四库全书未列者，又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对其一一说明。
二、承前启后，开拓创新。陕西是金石资源大省，尤其是碑刻与青铜器的存量和蕴涵的价值，都堪称全国第一。前人编着的金石着作为数不少，录其要者有：毕沅《关中金石记》、朱近漪《雍州金石记》、黄虎痴《隋唐石刻拾遗》、蔡雨田《关中金石记附记》、毛子林《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皆详于碑版，而略于吉金，至于瓦当后出，尤为诸承着录所未评，黄毛两书所取以唐为断。而《陕西金石志》上迄三代，下到明末，收陕西历代发现的金石、碑版加以注解并释文，可补毕沅《关中金石记》未辑录的许多珍贵资料，并收人了前人不曾注意的瓦当文字。所收铭文、或依形勾摹、或金文辑录，图文并茂，详细说明，并对该器物、碑版存佚，逐一说明。至于本书体例，一仿山西、湖北等家新志之例，扩延至明代，并把瓦当附其后，以无贵远薄近之嫌，最后作者踌躇满志地自评本志为：『创前志之所无，补诸家之未备，煌煌乎巨观也』。因此《陕西金石志》实为研究中国金石文字必备之文献，也是广大书法爱好者和金石碑拓收藏者必备之工具书。
三、取材宏富，取舍得宜。武氏在编着《陕西金石志》时称：『远徵各家之着录，近取士林之藏弃，旁求贩夫贾客，而穷搜于古刹荒墦。凡得金若干种，石若干种，瓦若干种，以年代焉次第，其文散见于各家专书者，记其崖略，其后出而未经甄录者，载其全文。』可见搜罗之广，取材之富。对于文辞优劣、书法赏析、人望官勋、考订讹谬、不作考评，对于兵器、钱币、镜印等金石学的别派，不关一省文献一律割爱。可见其取舍有本，繁简适宜。
此书始印至今已逾捌拾余年，其间水火兵燹，政治劫难、损失殆尽，存世稀少，仅有极少完整者，作为文物见诸拍卖，价格昂贵，无法满足一般图书馆与读者的需求。即使拥有此书者的图书馆，收藏者亦作为文物收藏，不能随便借阅，复印或作为普通书籍翻阅。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程度和物质生活日益提高，许多旧时的高文典册，已如王谢之燕进入寻常百姓之案头。而《陕西金石志》仍藏在深闺少人识，有鉴于此，笔者决定以绵薄之力，重印《陕西金石志》伍佰部，以与金石、碑拓爱好者收藏者及同好共享。本着整旧如旧的原则，不吝靡费纸张，原版影印，成品尺寸、文字大小，分装册数，一切如旧。由于当年陕西印刷水准的原因，原书中有许多文字笔道缺损和模糊不清、版框断綫变形等，为保证质量、笔者与同仁逐页、逐字修正，历时三年，今始告竣，虽不是尽善尽美，也自觉差强人意，只是囿于个人财力，未能宣纸才装印行，实为大憾！
本志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三秦出版社总编赵建黎先生、责任编辑甄仕优先生、文化学者高均善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同仁祁媛、李欣、张美娟进行了繁琐和细致的反复修正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本志增辉添色，在此付梓之际，向他们以及其他对本志关心和支持的师友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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