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跨界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作者搜寻大量史料，走访专家学者、增补各地民间口述材料，踏察了诸多历史遗迹，在历史的余烬中重新发现粤商，还原这个群体的真实面目。经纬交错，历时性与共时性并重，从追述秦朝南迁的探索者赵佗开始，到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继而唐、宋、元、明四朝市舶使司的设立与延续，再到清代的“一口通商”，发掘、梳理了自古以来粤商群体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发展历程。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从“睁眼看世界”到“改革开放”，粤商群体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每个关节点上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粤商的演变史，浓缩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现代化的卓越历程。粤商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商人单纯逐利的原始边界。尤其在中国社会进入变局、面临路径选择的时候，他们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以自己的实践为国家民族开拓新的未来。历史的经线与人物、地理的纬线相交织，本书连缀起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图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近代思想家们反复探索，给出了不同的发展指向。然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经济形态。

自明清以来，粤商作为一股强大的商业力量，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相始终，承前后，脉络至今不断。

浩瀚的大海使粤商获得了有别于徽商、晋商成长的经历与精神气质。他们始终站在对外开放的前沿，他们的成败兴衰，既反映了中国沿海商人面临世界大局变幻时的调适和应对，也折射了中国变革的艰难与成就。

粤商的独树一帜，在于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商人单纯逐利的原始边界。粤商的演变史，浓缩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现代化的卓越历程。

但，他们做出的独特贡献，仿佛坠入了历史的烟尘。

1．在实体经济一片下滑的大环境下，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下的商人精神。

2．互联网经济和泡沫经济下，商人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3．商脉，在疾风骤雨中流传。200年前就曾产生过世界首富的粤商，走过一条怎样的风雨路？

4．比肩晋商徽商，重寻粤商与近代中国的转型轨迹。

杨黎光：高级记者，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十三卷）。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打捞失落的岁月》《惊天铁案》《瘟疫，人类的影子》，中篇报告文学《生死一线》等。另著有长篇小说《走出迷津》《大混沌》《欲壑·天网》等。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近年着力于“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长篇思辨体报告文学系列创作，完成《大国商帮》《中山路》和《横琴》，既各自独立成篇又构成了三部曲，其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都是作者再创辉煌的呕心之作。

曾获奖项有：一、二、三届“鲁迅文学奖”；一、二、三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一、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

自序

前　言　海洋、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

考察中国社会转型，追寻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脚印，一个长期被人遗忘的事实便是：得风气之先，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变迁，进而走在变革前列的，是明清以来一直在广东沿海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这个群体被称为：粤商。

粤商，才是中国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们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屹立在中西文明不断发生碰撞、冲突与融合的交汇点上，在历史风云变幻之际，承载起转型之重任，脚踏实地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第一章　岭南，一片属于探索者的土地

千百年来，岭南作为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的融合之地，得山海之利，发展出了特有的以五岭—珠江—海洋为表征的山海文明。在这片土地上，无论是穿越“梅关古道”进入岭南的中原人，还是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国商人，他们都是不畏艰辛的探索者，他们及其后代子孙的身上都蕴藏着开拓者的基因。

这也是岭南人乐于面对蓝色海洋，勇于改变陈旧世界的文化血脉。

第二章　粤商，萌生于大航海时代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向把海洋作为封闭自守的天然屏障，欧洲人则让它变成了通向未来的探索之路。当欧洲人开始越过大洋全神贯注地凝望中国的时候，距离粤商因势而起的日子，就已经不远了。

在专制政体里，商人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种种约束。但也正是因为营商环境的严酷，粤商的出现才显得可贵。他们在官方严密管制的缝隙间寻寻觅觅，艰难成长。

历史的发展将不断证明，粤商的萌生和奋起，呼应了遥远欧洲的商业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转型。

第三章　从海上到口岸，主流粤商演化史

需要交易，渴望财富，不仅是商人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从陆地到海洋，人类竭尽全力扩大交易范围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发现之旅。

从闯荡天下、一度主导了南海民间贸易的海商，到居于口岸、总揽西方来华贸易事宜的行商，粤商，一直在风云多变的国内外大势中摸索前进，直至发展成了主导中外贸易格局的中坚力量。

第四章　钟摆摇动，广东迎来“世界时间”

正当欧洲人努力张开时代的风帆，竭尽所能向海外发展的时候，中国的清朝统治者却逼迫沿海居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回迁内地。这不仅让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一场浩劫，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也是一次文明的大倒退。

而就在清政府实施“迁海”令，试图让人民与海洋彻底隔绝的同时，全球化浪潮已经滚滚而来。不管你愿意与否，一个终将覆盖全球的“世界时间”，伴着时钟机器发出的节奏，正向中国步步进逼.

与此同时，继晋、徽商帮成就的辉煌之后，一个属于广州十三行商人、属于粤商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第五章　一口通商，中国唯有十三行

一口通商，是广州十三行的机会，也带来了责任和风险。因为，十三行行商不仅垄断了中外贸易，也要负责经办具体外交事务。他们跨越政商两界，周旋于官府与洋人之间；他们既要尊重中国国情，又得明悉世界大势；他们不仅是中国的商业精英，也是对外进行政治、文化和科学交往的先驱。

因缘际会，在人类社会总体转型的关节点上，广州十三行行商们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直接参与者与推动者。

第六章　行商，树起中国商人的世界形象

鼎盛时期的广州十三行是全世界的聚宝盆。这个华洋杂处的奇妙之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也接受着世界的影响。由此，广州、广州十三行就成为古老中国缓慢向近代转型的一个历史性起点，成为近代中国百年变革的发源地，它既是一个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也是重塑中国形象的发力点。

在那个世界对中国满怀误解与偏见的特定年代，在那个大清帝国对世界既轻蔑又疑惧的矛盾年代，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站在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点上，小心翼翼地树立着这个国家的民间形象。同时，他们也在努力重塑中国商人的形象，一点一滴地推动着这个古老帝国向近代转型。

第七章　国运，从商人的境遇看大国兴衰

一边是近代商业文明的杰出代表，一边是失去了社会活力的老旧帝国，中英两国商人的不同境遇，标记了两种文明的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运的兴衰。

鸦片战争，是一场因贸易纠纷而引发的战争。英国是一个得益于贸易扩张而急剧崛起的近代强国，它视商业利益为国家利益，无论是政治还是外交，都要或多或少地服务于贸易这个立国之本。所以，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的较量，其实也是近代商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游牧文明的较量。

狂飙过后，大清帝国和广州十三行行商们都进入了飘摇零落的衰败期。

第八章　化蛹为蝶，广东行商的涅槃之路

鸦片战争作为一个分界线，标志着中外贸易关系由番邦来朝的纳贡制，进入了由法律和条约主导的条约制。与此同时清王朝只准一口通商变成了五口通商，由十三行专揽对外贸易的时代结束了。

在十三行行商出身的吴健彰主政上海期间，广州十三行行商纷纷借机转型，与外国洋行一起大举北进，进入上海，从而催生了又一个特殊的商人群体：广东买办。广州十三行行商及其他粤商以“买办”的形式在上海异军突起。他们作为中西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

第九章　广东买办，在上海开创粤商新时代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也成为中西文明交流互动的又一个至节点。从上海开埠之初直到此后的许多年里，无论是中国从这里走向世界，还是世界从这里进入中国，粤商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因此催生了一个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特殊群体：广东买办。

在腐朽没落的旧中国摇摇欲坠之际，一向被传统观念所歧视的广东商人身体力行，奋走呼号，承担起了民族振兴的重任。徐润、唐廷枢、郑观应构成了拉动洋务运动艰难前行的三驾马车，助力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领袖，开始探索一条自强之路。

第十章　洋务运动，粤商推动中国转型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不仅因为它缔造了为期三十年左右的“同光中兴”，初步建立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它也让朝廷亲贵、开明官僚与熟悉洋务的近代商人结成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精英同盟，并且摸索出了“官督商办”的操作模式。

粤商，全面参与了这场社会经济变革，为了推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以他们的专长、才干和资金实际主导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洋务自强运动；为了让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粤商又有意识地超越了“官督商办”的洋务自强运动，向思想启蒙、国民教育、文化更新等上层领域提升，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全面影响了近代中国。

粤商，由逐利的商人到推动国家进步的改革者，是一次质变，也是他们从中国各大商帮中脱颖而出，实现身份超越的标志型特征。

第十一章　摩登时代，粤籍侨商塑造时尚生活

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变革，其最终目标都是让人过上更有尊严、更幸福的生活。粤商作为中国最先进的商人群体，自明清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和进步，从海商到行商、买办，代代相传，层层 递进。

民国成立前后，旅居海外的粤籍侨商纷纷回到香港、广州和上海发展，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家经营环球商品的大型百货公司先后开张迎客。由南至北，粤籍侨商发动了一场新兴商业文明的“北伐”。他们把现代化变成了一种触目可见、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他们让中国迎来了一个时尚新潮的“摩登时代”。

第十二章　商脉，在疾风骤雨中流传

从明朝的海商，到清朝的行商、买办，再到民国时期的归国侨商，数百年来，广东粤商因时而易，顺势而为，不断演进，构成了完整、独特的发展脉络。

粤商作为一个不事张扬的商人群体，承受着近代中国的转型之重，粤商一点一滴、脚踏实地而又卓有成效地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世道如何艰难，最终他们总能顽强地克服重重困难，延续它那特殊基因，做到一脉相承、根基不断。

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史则标记在粤商发展的每一座里程碑上。一代又一代粤商上下衔接，不断延续而成的商脉，将中国与世界愈来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参考资料

2009年初的一天下午，我来到了中山市孙文西路上的一幢古老的小楼前。中山市前身为1152年设立的香山县，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3月，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为了纪念这位首举彻底反封建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帝制”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开拓者，当年4月民国政府将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198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山县撤县改市。我走近的这幢充满着岁月痕迹的三层小楼，原为香山县商会旧址，现被改建为一个规模不大，却很有特色的中国首家商业文化博物馆。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解考察孙中山先生有关“实业救国”和一批又一批香山实业家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做出贡献的史料，为撰写我的“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的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中山路》做研究。

当我端详着这幢粉白相间、有着南洋风格的小楼时，脑中呈现出数月来在澳门、珠海、中山（这三个城市历史上都属于香山县）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查阅和收集到的那些历史资料所形成的画面。我在想，这幢楼里又会给我带来些什么呢？

我抬脚跨进了大门——赫然间，五位历史名人迎面站在我的面前。

从左至右，他们分别是著名实业家、当年在中国有“茶王”和“地产大王”之称的徐润，著名实业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唐廷枢，著名实业家、曾以《盛世危言》一书影响了包括孙中山和毛泽东等在内的一批中国精英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著名实业家、引领中国现代时尚文化风行之先的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中先施和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郭乐。这是五尊真人大小的人物塑像，三位穿清末民初的长袍马褂，两位西装革履，成弧形面对着博物馆的大门，迎接着所有来馆参观的人们。

这五个人的名字以前在看中国近代史时，都有所接触，但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所以了解并不深。这次到中山、珠海、澳门和香港采访考察，以这五位为杰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香山或者说粤籍实业家，形成一个浩荡的梯队从历史中走来，一个一个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影响了一个中国，影响了数个朝代。他们虽然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身世和经历，也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都是粤籍，二都是商人，所以他们共性的名字叫：粤商。

我突然觉得，有这五位在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史上声名煊赫的人物在，这家小小的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近代商人的“祖庭”了。这五个人，已经清楚地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谱系，同时也都是中国“实业救国”以及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

我感觉到，我这一步跨进了从清末到民国，粤商们所走过的那段凝重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又与孙中山先生后来努力想实现的“实业救国计划”前后相连。

孙中山先生自小生活在香山县的翠亨村，父母都是农民，因此他对中国底层劳动大众的苦难有着实际的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力倡发展实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想通过“物畅其流”而强国富民，使民众过上温饱的日子。民生主义可以说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思想，而其发展实业的主张则是民生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孙中山先生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是为了最终能够谋求国家的富强，从而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所以，孙中山将革命的目的与中国的富强和振兴密切联系起来，多次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教育和交通，“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

其实，实业救国论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20世纪初，宣扬实业救国论的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如实业家张謇等，他们和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论”的区别是，张謇是旧阵营的改革者，孙中山是新阵营的革命家，两人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共同关注，都提出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主张。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始终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近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反复探索、解答，给出了多种不同的发展指向，然而，最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民国学者王孝通说：“辛亥革命，其端实启自商人。……民国之造，商人当在首功之列。”

如今谈起近代中国的商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徽商和晋商，在史学界、文学界、出版界充满着关于反映他们的作品，而曾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轨迹的粤商却被严重忽视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做出的独特贡献亦仿佛坠入了历史的烟尘之中。有关系统介绍粤商发展史的论著，在广东、在全国、在史学界、在文学界都寥若晨星。

自明清以来，粤商作为继徽商、晋商之后崛起的另一股强大的商业力量，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相始终，承前后，脉络始终未断。

浩瀚的蓝色大海使粤商获得了有别于徽商、晋商成长的经历与精神气质。他们始终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得益于海上贸易，也致力于对外开放。他们的成败兴衰，既反映了中国沿海商人面临世界大局变幻时的调适和应对，也折射出了中国维新变革的艰难与成就。可以说，粤商的演变史，浓缩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现代化的卓越历程。

粤商之所以独树一帜、引人瞩目，还在于他们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传统商人单纯逐利的原始边界。尤其在中国社会进入变局，面临路径选择的时候，他们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以自己的实践为国家民族开拓出新的未来。

我出生于安徽安庆，历史上安庆和徽州这两个城市，是安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安庆是省会，徽州是徽商的故里。“安徽”两个字就是各取自于这两个城市的名字：“安（庆）—徽（州）”。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有着“三进”（相当于北京三个四合院直串起来）的徽商的大宅子里，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徽式大宅子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因此我自小就对徽商充满了兴趣，80年代初就曾到徽州去考察过，收集了很多有关徽商的历史资料。家族祖上也曾为徽商，只是到了我爷爷那一辈就已经完全破落，以至于父亲变成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城市贫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个残破的高脚桌，比书桌高，比供桌又多了两个大抽斗，印象最深刻的是桌面正中在两个大抽斗之上，并排开着两个窄窄的还用铜皮包着边的长形的孔。我一直不知道这张桌子是干什么用的。后来，听外婆说是家里祖上开店时的钱柜，桌面上那两个窄窄的孔，就是做生意时收款塞铜钱和银元的。后来，我又专门去山西考察过晋商，从太原出发，到过平遥、太谷、祁县，最后到大同，逛过平遥的老街，进过乔家的大院，先后走了七天。自觉对徽商晋商的历史了解一些，也想写点什么，但一直没有想好主题。

后南下深圳二十多年，一直在报业工作，几十年来虽然已经完全融入了岭南的生活，但自我的身份认同仍然是一个安徽人，仍然是一个新移民，所写的著作仍然以一个移民的视野居多。

自2008年应邀创作《中山路》一书后，我系统地了解了岭南的历史和文明，也系统地了解了近代岭南人，特别是粤商对中国现代化艰难进程的贡献，可还没有看到能系统地帮助人们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书籍。于是就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写一本有关粤商发展的书，并常常在一些聚会里、采访中、讲课时，谈粤商、谈自己对粤商发展的看法。后我又被那庞杂的历史资料的收集、归纳和分析所难住，我想，我只是一个作家，在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匮乏，会不会犯“班门弄斧”的错误？再加上报社工作繁忙，这个想法虽然一直没有放弃，但也只是留在心里。

后来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断鼓励，特别是顾作义先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在得知我有这个想法后，几年来不断地鼓励催促我，建议我放下手头的一些工作，集中精力写好此书。2012年底的一天，我在香港出差，傍晚时分突然接到顾作义先生的电话，他说当前中国正处在新三十年改革之际，归纳、研究、总结粤商的发展史，表现这个群体实现“中国现代化之梦”的历程，无论是对现实和历史都有着重大意义。他鼓励我应该克服困难，挑起重任，尽快上马。

于是，我就这样被“架”上了马，从2013年1月4日北上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一个粤商发展的学术研究会开始，整整写了三年，这是我报告文学创作中写作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如今一本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是非成败，自有读者评说。

来广东二十多年，写了二十多本书，出了十三卷的文集，自觉已经是融入岭南的一位作家，终于有一本记载着广东粤商历史发展的书，放在历史的书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