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译注_汪受宽注_9787532582242

　　《孝经》指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孝”置于“天之经，地之义”的高度，是古代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集中体现。《孝经译注》通过周详浅近的解说和清新雅致的译文，准确传达出原著的精神。

　　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以简要通俗的文字，阐述古人视为一切道德根本的孝道，古代学者将其称作儒家六经的总汇，并世代作为孩童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先后有魏文侯、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君王和五百多位学者为该书作注解释义。《孝经》不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同时也是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时至今日，传统孝道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价值，发掘其中的合理成分，以为今用，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而梳理经文，阐释大义，并在此过程中有所甄别，则是该项工作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书名与内容

　　孝是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尔雅》中说：“善事父母曰孝。”《说文解字》“老部”中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儒学礼书《礼记?祭统》中也说：“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都把赡养父母作为孝的基本内容。但是孔子却批评这种观点，在《论语?为政》中驳斥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也在《孟子?万章上》中言：“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孔子和孟子给孝赋予了崇敬父母的内容，以便与一般动物的照料其上代相区别。孔子的后学，更对孝进行了全面的定义。在《礼记?祭义》中，曾参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样，所谓孝有三等：最上是尊亲，即爱戴和崇敬父母，立身行道以扬名显亲和传宗接代；其次是不辱，即不亏身体，不辱自身和为亲复仇。最后是养亲，即养口体，侍疾病，顺其意，乐其心，重其丧。

　　孝这一道德意识，是原始先民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发展。大约在八千至一万年前，中华大地的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并逐渐形成了农业社会。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从而造成了华夏先民很早就有了生殖崇拜，以祈求人类自身繁衍能力的加强。在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人形陶壶上，塑了一位有明显乳房和生殖器的女性。形如男性生殖器的石祖、陶祖，则到处都有发现。许多原始岩画表现有男女交媾的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出土有一腹部突起，臀部肥大，有女阴标志的孕妇塑像。这种崇拜是人类因其出生而自然产生的。另外，从事农业劳动，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这就造成了先民对家中年长者的尊敬，因为年长者有很丰富的劳动经验和高明的技术。神农和后稷的故事，就是这种尊崇有劳动经验长者风气的最早遗留。而在老人死后仍继续这种崇敬，就成为祖先崇拜。早期各个家族对自己祖先世系及其神化了的事迹的传说，是这种崇拜的表现之一。《尚书?尧典》中记载四岳推荐虞舜担任帝尧的继承人，说他是“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yi，治理，安定)不格奸”。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瞎子的儿子，父亲固执，母亲放肆，弟弟象傲慢，却能以孝道使得家庭安定和睦，不至于出乱子。据说，帝尧任命虞舜协调人伦关系，引导民间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可见，至迟在传说的五帝时期已经有了孝的概念。

　　周初制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诗经》中屡屡言及孝。如《蓼莪》写道：“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法家都讲孝道。儒家将孝视为“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1〕，“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墨家也不甘落后，提出“孝，利亲也”〔3〕。又说，“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4〕。道家虽然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却仍然提倡孝行，在《老子》第十九章中提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纵横家也将孝道视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策?楚策三》载，苏秦对楚王说：“仁人之于民也，爱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甚至法家也认定孝在治国中极为重要，而声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孝子不非其亲”，“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5〕。可见，到秦统一以前，孝已成为当时诸家公认的一种道德观念。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有力武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民族道德观点和文化心理，而历久常新地沉淀了下来。

　　《孝经》是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我们知道，先秦时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乐》皆不称“经”，为什么惟独《孝经》以“经”为名呢？所谓经，本来指织布时拴在织机上的竖纱，编织物的纵线。与纬(横线)相对。织物没有经线就无法造成布帛，而且在织布时，经线始终不动，只有纬线在不停地穿插于经线之中。因而经就有了纲领的意思，有了常的意思，有了根本原则的意思。故而，《释名?释典艺》言：“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此推之于社会，要实现国家的治理，有千头万绪，必须为之建立纲领，行事才有条理和规矩，所以将治理天下称为“经纶天下”。如《易?屯卦》称：“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大宰》言：“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此推之于人的行为，如果没有一条贯通的道德标准原则，人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因而当时将圣哲者阐述其基本思想理论，可以垂训天下的书籍称为经。如汉代称孔子整理的六部著作为“六经”。先秦即有将重要著作称“经”的。《国语?吴语》中有“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称兵书为经。甘公和石申的天文学著作合编，称为《甘石星经》。相传为古医书的，称《内经》、《难经》。墨子自著之《墨经》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名。先秦诸家在学术上互相驳难，亦相互浸染。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将自己关于孝道观的著作称为《孝经》，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孝经》之命名，前人多有诠释。班固《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敦煌本郑氏序言：“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若无孝，则三才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则曰至德，在地则曰愍德，施之于人则曰孝德。故下文言，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三德同体而异名，盖孝之殊途。经者，不易之称，故曰《孝经》。”由此说来，《孝经》之“经”字，是指孝为贯通天地人三才的一种大经纬、大道理，是做人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人们如何行孝的具体方法说教。

　　《孝经》有今文本和古文本的不同。本译注所用正文底本，为清阮元校勘的唐玄宗“御注”的《今文孝经》十八章本。《孝经》十八章，大体可分为六个部分，其内容是：

　　第一章《开宗明义章》，是全书的总纲，总述孝的宗旨和根本，阐明孝道是做人的最高的道德，是治理天下最好的手段。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贵贱不同者孝行的不同要求，统称为“五孝”。第二章《天子章》，论一统天下的天子的孝，主要是广爱敬，使民众有所依赖。第三章《诸侯章》，论诸侯的孝道，主要是随时戒惧，谦虚审慎，以保其社稷。第四章《卿大夫章》，言卿大夫的孝道，是在各方面严格遵守礼制，为民众作出表率。第五章《士章》，认为士的孝道，应以事父事母的爱和敬，去事君以忠，事上以顺。第六章《庶人章》，指出庶人之孝，就是努力生产，谨慎节用，供养父母。并总结道，人无论尊卑贵贱，只要始终如一，都能做到孝。

　　第七章至第九章，阐述孝道对政治的意义和作用，是该书孝治观的主要部分。第七章《三才章》，认为孝是符合天地运行和人的本性的行为，是德政的根本。第八章《孝治章》，论说从天子到庶人只要以孝道治理所辖之天下、侯国和家庭，就能达到长治久安和无灾无难的目的。第九章《圣治章》，以周公为例，说明圣人是如何用孝道使天下得到治理的。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进一步论说如何行孝。第十章《纪孝行章》，提出孝子事亲有“五要三戒”，否则即使每天给父母吃得再好，也是不孝。第十一章《五刑章》，从反面论说孝行，提出要挟君主、非议圣人、目无父母这三种不孝的行为，是天下祸乱的根源。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是对第一章中的三句话予以进一步阐述。其中前两章是论说君主如何利用孝道治理国家、感化民众。第十二章《广要道章》，言国君以孝治国的最佳方法，是一个敬字，敬人之父、兄、君，就能使所有人都变得善良。第十三章《广至德章》，言国君利用孝道教化民众，主要是自己在孝、悌、臣这三方面作出道德的榜样。第十四章《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的关系。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论述行孝道的几个具体做法。第十五章《谏诤章》，指出为人子和为人臣者，在以孝道事父事君时，不可一味顺从，遇其不义，要敢于进行谏诤。第十六章《感应章》，言君主若能听从谏诤之言，就能感动天地神明，降福人间。第十七章《事君章》，论说臣子事君要尽忠补过、顺美救恶，使上下相亲。第十八章《丧亲章》，阐明孝子在办理丧事和祭祀时应有的表现和具体做法，以作为孝论的总结。

　　二、作者与成书年代

　　先秦甚至西汉，人们著书一般都不标作者姓名。先秦诸子，虽题为某子，实际上不一定为该子所作，而可能是其弟子门人及后人的手笔。这种风气，流行颇久。以至出现了秦始皇读《孤愤》、《五蠹》，叹不“得见此人，与之游”〔6〕，汉武帝读《子虚赋》，伤“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7〕只是经李斯、杨得意二人当时揭破，后人才不至对韩非、司马相如的著作权发生怀疑。而其他许多先秦典籍就没有这么幸运，那些不标作者姓名的作品，往往引起后代诸多辨伪者的疑窦，从而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

　　《孝经》也是如此，历来不标其作者。故而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历代学者聚讼不已，看法颇多。

　　最早提及《孝经》作者的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文中说：“孔子以(曾参)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是第一种看法，说该书为曾参所作。

　　而《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同样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义?五经》也言：“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都称该书为孔子自作，这是第二种看法。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言：“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清毛奇龄《孝经问》言：“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分《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语》、《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提要言：“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这是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当时所记，或事后所作。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则非孔子所著明矣。详其文书，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引胡寅语云：“《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这是第四种看法，言为曾参弟子所作。

　　《困学纪闻》卷七又言：“冯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则冯椅指实该书为曾参弟子、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这是第五种看法。

　　宋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胡宏、汪应辰语，说：“衡山胡侍郎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玉山汪端明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这是第六种，后人附会说。

　　近人王正己《孝经今考》说：“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这是第七种说法，认为是孟子弟子所作。

　　明吴廷翰《吴廷翰集?椟记》卷上《孝经》条言：“《孝经》一书，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汉儒附会无疑。”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言：“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今人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言：“然则此书之为汉人伪托，灼然可知。”这是第八种说法，言为汉人所伪托。

　　要弄清《孝经》的作者，必须先设法确定该书撰成年代的大体坐标。成书于秦王政六年(前241)的《吕氏春秋》〔8〕，几次征引《孝经》的文字。其《察微》篇言：“《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其《孝行》篇有“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与《孝经》之《诸侯章》《天子章》除个别文字有异外，基本相同，明显系引自该书。由此可知，《孝经》最迟撰成于公元前241年以前。汉儒伪撰说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杂传》四篇，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断言：“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盖杂传之一也。”清人王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汉魏遗书抄》中，清人马国翰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在汉唐人的著作中，对魏文侯《孝经传》屡有引述。如《后汉书?祭祀志中》注引蔡邕《明堂论》言：“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引述：“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镪耘，秋以收敛。’”可见，魏文侯撰《孝经传》(古称注为“传”)乃为不争之事实。魏文侯名斯(又作“都”)，为战国初魏国君主，《史记?魏世家》说他在位三十八年(前445—前408)，而《世本》云其在位五十一年(前445—前396)。魏文侯礼贤下士，任用李悝、翟璜、吴起、乐羊、西门豹、卜子夏、段干木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使魏国在战国初年成为最强的一个国家。当时，诸侯争相攻战，唯有魏文侯好学，他曾向孔子的高足弟子卜子夏(前507—?)学习经艺，又以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和子夏的弟子段干木为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有“《魏文侯》六篇”，其中即包括《孝经传》四篇。班固为免重复，故而在“《孝经》类”中未再明言《杂传》为魏文侯作。既然魏文侯能为《孝经》作注，则《孝经》的成书时间最迟也应在公元前396年以前。而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逝于公元前289年。他的弟子一般应比他的年龄为轻，都生于魏文侯之后百年。故孟子弟子作《孝经》说，亦属于无稽之说。

　　排除了第七、八两种说法，第六种后人附会说，因其难以明晰，亦可置而不论。其他五说的作者，孔子(前551—前479)生活于魏文侯之前，曾参(前505—前436)、子思(前483—前402)大体与魏文侯同时或稍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文，记载有孔子的三十五名高足的年龄，其中最年幼的楚人公孙龙(非战国名家代表人物之赵人公孙龙)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即出生于公元前499年。至于曾参弟子，年龄应该与魏文侯大体相近或稍幼。两者皆不可排除。

　　研究《孝经》中的人名称谓，是解决其作者问题的途径之一。古代著作对人的称谓十分重视。称名，称字，称君，称子，各有不同。何况孔子是史家书法的创始者。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9〕。《春秋》中，“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10〕。既然《孝经》是孔子或孔门弟子之作，当亦十分注意人名的称谓问题。《孝经》中关于具体人的称呼，仅有称孔子的“仲尼”、“子(曰)”，称曾参的“曾子”、“参”。仲尼为孔子的字。《仪礼?士冠礼》言：“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字是供他人称呼以示敬重的别名。既然《孝经》中有称孔子之字“仲尼”的，则该书显然不是孔子所作。再说书中多次出现的“子曰”的说法。其“子”当指孔子而言。邢昺《疏》云：“《正义》曰，子者，孔子自谓。案《公羊传》曰：子者，男子通称也。古者谓师为子，故夫子以子自称。曰者，辞也。”其中“孔子自称”的说法，明显系出自其孔子自作《孝经》说，不可为据。查《十三经》中，出现有数百次“子曰”，皆是在各种场合孔子言论的标示，很难找到孔子用“子曰”来称呼自己言辞的。故而，“子曰”二字，不能成为孔子作《孝经》的证据。至于“曾子”二字，当然是曾参的敬称。我们查阅《论语》各章，孔子话语中对其学子的称谓，都是称名。如，称子贡为“赐”，称颜回为“回”，称仲由为“由”，称子夏为“商”，称曾参为“参”，无一例外。若《孝经》真是孔子所作，他怎么可能以弟子的口吻称自己的学生曾参为“曾子”？由此，可以肯定，《孝经》绝不是孔子自作。此例同时也可以否定曾参作《孝经》说。因为，曾参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自称为“曾子”。至于书中“参”之一名，仅在《开宗明义章》中出现一例。其文为“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显然不是《孝经》作者对曾参的称谓，而是曾参在对孔子问话答辞中的自称。古代有讳名的习惯，即不可直呼尊者敬者之名。但是在尊者敬者同辈面前，却应自称己名，以示谦恭。《白虎通义?姓名》言：“‘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谓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讳于尊者之前也。”如《孟子?离娄下》：“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伋为子思自称名。曾参在《孝经》中自称为“参”，是其在师尊面前的谦恭。此称谓既为引语，因而，此例不能作为《孝经》为曾参所作的证据。从书中作者称孔子为“仲尼”、“子”，称曾参为“曾子”看，其人有可能是曾参的弟子。但也不排除是孔子门人的可能。我们知道，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11〕，曾参即为其中之一。曾参以道行著称，受到同学诸生的敬重。《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其中，除孔子话语外，凡提到曾参，都尊称为“曾子”。总之，从称谓分析，《孝经》绝不是孔子或曾参所作，而可能是曾参弟子或孔子弟子所作。

　　然而，能否在孔子弟子或曾参弟子中实指某人为《孝经》作者呢？《困学纪闻》卷七言：“冯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此乃冯椅推测子思作《孝经》之言，无多证据。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曾参的学生，儒家学派的重要传人。《史记?孔子世家》附有其简传，言：“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孟轲受业子思之门人。”前一段记载据后人研究，有错误之处。梁玉绳《史记志疑》考订，子思当享年八十二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有《子思》二十三篇，且自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孔丛子》以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记载了子思的言行〔12〕，包括其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的事。其《记问》篇载，孔子对子思十分赞赏，曾欣慰地说：“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大戴礼记》中所收《曾子》十篇，其中的《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四篇，都是论孝道的，而且内容“与《孝经》相表里”〔13〕。但上文已经考定，《孝经》不可能是曾参所作。故而有必要从思想上考证，《孝经》是否为曾参弟子子思所作。《子思》一书久已佚失。《隋书?音乐志上》载沈约言：“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中庸》、《表记》、《防(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查今本《礼记》上述四篇，有多处论及孝道。《坊记》载：“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长民者，朝廷敬老则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丧父三年，丧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中庸》载：“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矣。”《表记》载：“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恺弟君子，民之父母。’恺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皆与《孝经》有相近相似之处，或可与《孝经》相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子思完全有可能追述其祖孔子的思想，依据其师曾参的传授，再加上自己的发挥，撰作《孝经》。

　　可见，无论从时间上、传授上，还是从思想上，子思都可能是《孝经》的作者。子思的年龄大体与魏文侯相当，而逝世于其前后数年。由于魏文侯有尊贤之名，子夏等人都在魏受到厚遇，子思就有可能到过魏都安邑。魏文侯为《孝经》作注，就不足为怪。而在当时，该书从撰成到传至魏文侯之手当需要时日，而魏文侯为其作注又需时日。故而，子思撰写《孝经》可能在魏文侯逝世之前十年至二十年，即约公元前428—前408年之间。

　　三、今古文之谜与《孝经》传承

　　和其他先秦儒家经典一样，《孝经》也存在着今古文之争。

　　《孝经》撰成后，经魏文侯作注，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故而能被《吕氏春秋》等典籍所征引。秦始皇焚书，给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承造成极坏的影响。许多先秦古籍，因为焚书和藏书之禁而被毁灭或遭散乱。《孝经》亦在禁书之列，但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其收藏。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禁止挟书的律令，儒生于是重又在民间传授儒家经籍。据说，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人颜芝收藏的《孝经》，由其子颜贞传出，共十八章。河间献王刘德将此书献于朝廷，遂为学者用以授业。为了传授方便，学者将该《孝经》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体书写，后人称之为《今文孝经》。汉文帝倡导儒学，设置供顾问的博士七十余人，就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博士。汉武帝又诏令谒者陈农访求天下遗书，经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当时以传授《今文孝经》名家的，有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等人。

　　汉景帝的儿子刘余分封于鲁，称鲁恭王。他为了扩大其宫室，而拆毁了孔子故宅，在一堵旧墙中发现了一批古竹简书，据说包括《尚书》、《左传》、《论语》、《孝经》、逸《礼》等，大概是秦焚书时孔家人藏起来的。鲁恭王将这批古书送还孔家。孔家一位懂得先秦文字的学者、侍中孔安国对这些竹简书进行了整理研究，发现此《孝经》与通行的《今文孝经》不完全相同，总共有二十二章。除了将今文的两个章节分为五个章节以外，还多出了《闺门章》一章。由于该《孝经》是用先秦籀文写成的，故而后来称之为《古文孝经》。据说孔安国为该书作了传注。桓谭《新论》说：“《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但东汉人对《古文孝经》的传出还有另一种说法，许冲《献父〈说文解字〉上皇帝书》言：“(许)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据传为孔安国所作的《古文孝经序》(疑为东汉人所托)就将二者统一了起来。该序言：“鲁共王使人坏夫子讲堂，于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经》二十二章，载在竹牒，其长尺有二寸，字科斗形。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献之天子。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从隶字写之，还子惠一通，以一通赐所幸侍中霍光。光甚好之，言为口实。时王公贵人咸神秘焉，比于禁方。天下竞欲求学，莫能得者。”由于当时《今文孝经》已列为官学，研习者有利可图，故而他们反对将诸古文列入官学。《古文孝经》始终深藏中秘，而未得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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