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9卷美国国会调查报告及大量史料，本书深入分析1941年珍珠港遇袭事件，试图厘清其预警延误和决策失误原因：
一、固有的认知偏见：对新事物和新信息的忽略，无视情报专家意见；
二、组织间政治斗争：机构、军种间暗自竞争，情报交流和共享不畅；
三、搜集与分析脱节：未能将众多碎片化情报，整合为有效决策信息；
四、噪声情报的干扰：“信号”被“噪声”淹没，对分析判断产生误导；
五、预警响应的成本：对每个模糊预警都做出行动回应，成本过于高昂；
六、突袭者欺骗策略：虚假警报隐瞒其真实意图，或避免信号被发出；
……
作者认为，面对突发性和灾难性事件时，决策者不能全然指望战略预警，唯有接受并适应不确定性，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才能及时预警、正确决策。
本书被西方业界奉为“最全面研究情报失误导致被突袭的最佳著作”，具有极高学术研究价值，堪称情报学经典之作。
序 言
如果我们相信珍珠港事件只是一场灾难深重但不同寻常的无意之过，也许会感到宽慰。但令人不安的是，珍珠港事件却是一次极其寻常的无意之过。实际上，“无意之过”这个词太过具体，因为我们在珍珠港事件中暴露出的毫无防备令人无法忘却，而且这既不能归因于事件发生在周日早晨，也不能归因于珍珠港远在夏威夷。珍珠港事件就是在一场冷战式危机中，一个情报发达的政府无法预期敌人行动的巨大失误。
想一想整个美国政府及其广布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机构，我们就会认识到，当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我们在打盹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能比我们更有能力预期到事件将会发生。我们只是预期错了。最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我们的战略分析，而非我们的预警。我们忙于思考日本人的那些“明显”的行动，却忽视了应对他们正在实施的行动。
对我们而言，这个行动是“不太可能”的。而就算我们没有被突袭，我们可能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感到震惊。（如果我们没有提供被袭击的目标，袭击也有可能被取消。）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完全“不太可能”。对于日本人而言，如果说珍珠港是一个长距离袭击目标，那么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也是一个长期过程。这次袭击映射出日本的战争决策，展现出精心策划的迹象。而在我们的计划中，却有将不熟悉的事务与不太可能的事情混淆的倾向。那些我们没有认真考虑的偶发事件对我们而言是奇怪的，而看起来奇怪的就会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的也就没有必要认真考虑了。
我们还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那就是忘记了一个好的威慑也会成为上佳的目标。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犯下同样的错误。
当突袭发生在某个政府身上时，它可能是一个复杂、涉及面广泛、牵涉到官僚主义的问题。其中涉及忽视职责，也涉及因为职责定位不准确或模糊而让行动时无所适从的问题。它涉及情报空白，也涉及因为情报过于敏感而没有分发给那些需要情报者的问题——就好像一串珍珠因为过于珍贵而舍不得佩戴一样。它涉及未能生效的警报，也涉及因为警报发出过于频繁而失去整体意义的问题。它涉及那个不警惕的值班员，也涉及因为他知道要是把上级从床上叫起来自己一定会被活剥的问题。它涉及无人所知的事件，也涉及那些因为每个人都假定其他人已经关注了偶发事件而产生的问题。它涉及直接的拖延情况，也涉及因为内部分歧而造成的政策拖延问题。此外，它还涉及那些在确信事情真的发生之前未能积极有效应对问题的人们，而当他们开始应对时却为时已晚。（现实可不像是在电影里，有背景音乐暗示我们高潮即将来到。）最后一点，正如在珍珠港事件中那样，突袭会涉及敌人采取的某些创新举措，还可能会伴随着纯粹的坏运气。
珍珠港事件的结果呈现出突然性、集中性和剧烈性的特点。而失误却是累积性的、涉及面广泛的，而且看起来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这也是当突袭发生在某个政府身上时，我们不能仅仅用人们受到震惊这一点来描述。不论是在珍珠港，还是在柏林墙，突袭涉及的是某个政府（或是某个联盟）无法有效预测的问题。
沃尔斯泰特女士的著作是对一个国家无法预测的巨大失误的独特剖析。如果说她竭力展现出我们是如何滑入某种态势——正如日本人发现我们所处的状态那样，它也会提醒我们现在可能正处在同样的态势中。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应当在缺乏足够技能的情况下去解读信号和指标；危险在于缺乏预期，在于惯性地将自己局限于熟悉而非可能会发生的那些危险中。盟国间的外交、机构间的讨价还价、拨款听证会，还有公众讨论似乎全都需要集中注意力于一小部分生动形象而过于简化的危险。规划者应当思考更为敏感和多样化的问题，考虑更为广泛的可能事件。但正如沃尔斯泰特女士所揭示的那样，那些有话语权的“规划者们”同样也要负责盟国间的外交、机构间的讨价还价、拨款听证会和公众讨论；他们太忙了。这正是政府的困境。这本顶级的著作无情地揭示了这一困境的后果。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
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