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当代中国年画流变研究_王昊_9787509674840

作为传统社会一种自在的民间艺术，近代以来中国年画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流变：从现实感较强的改良年画，到以城市为坐标的“月份牌年画，再到以“革命”为坐标的“新年画”，以致当代国家文化政策推动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书关注百余年来不同社会转折阶段中国年画的变迁，不仅要勾勒年画艺术近代以来基本发展脉络，更要将其置于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搞清楚市场、技术、政治、文化等变量如何参与其间以及在这一转变当中“人”如何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参与塑造中国年画的图像模式、生产销售、传承发展，从而演绎年画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厘清民???????紊?紊?紊??

　　自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将传统年画逐渐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曾经一度在全球化、城镇化大潮冲击下奄奄一息的年画重新焕发生机。与此同时，学界对长期以来“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年画，由以往的一般性探讨逐渐转向从民俗学、艺术学、美学等多个学科角度的深入探究。不过，鉴于其“回归”是在保留行将消失的文化记忆、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展开的，故而今日的年画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传统社会以“手工性”为主要特征的木版年画。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揭开近代中国巨型社会变迁的序幕以后，千百年来技法、题材、功能一成不变的年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改良年画、月份牌年画、新年画等应运而生，时事新闻、新生事物、社会变革等竞相成为年画创作的题材，而与之相关的工具、材料、技法上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大众审美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固然所有革新背后的根本推动力是近代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民俗等的变化，但我们也不能不为年画旺盛的生命力感到惊叹。年画蓬勃生命力究竟从何而来是本书撰写的重要考虑之一。
　　年画在传统社会长时期处于一种恒定状态：内容题材多以历史故事、民俗信仰、戏剧演义、耕织生产为主；技法大致有手绘、木刻套印、刻印彩绘等；功能上则是一种与民俗信仰、人伦教化相关、兼有传递时令信息的大众家庭年节装饰用品，一方面承载大众的民俗信仰，另一方面又表达祈福迎祥的美好期盼。可以说，“稳”是传统年画最大的特征之一，数百年来年画就是以这样的状态代代相传。而近些年有成为学术热点趋势的年画研究虽然对传统年画展开了比较多的收集、整理、探究，但是对这样一种“静止”状态下的年画当前所展开的工作更多只能从“是什么”的角度做平面、细致的“描述”。虽然其成果对后来者把握年画的视觉形式、美学风格有所裨益，但不得不注意的是，以形式或风格主义人手显然无法触及图像深层的政治及文化内容，无法了解年画艺术历史流变的全貌，更无法全面客观地把握外力影响与年画艺术内生的自发性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年画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些问题，恐怕只能放宽研究视野，从历时性的角度去关注近代以来社会大变革时期年画的历史流变。
　　此外，还要对本书使用的“中国年画”的概念进行特别说明。年画研究权威王树村先生认为，作为传统民间绘画中的一门独立画种，“中国年画的显著特征是与民间的世俗生活密切结合，是反映各历史时期世俗民风的一面镜子”。无论是改良年画、月份牌年画、抗战年画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年画，其内容主题虽与新年风俗并不直接相关，印制工艺也突破了传统的“木版彩印”增加了石印、胶印等近现代工艺，但它所呈现的商业文化、新人新事、根据地或新中国的新生活，仍然与彼时社会民风民俗相关，“所以也归属于年画范畴”（王树村）。故而，本书所使用的“中国年画”，绝不单指手工制作的年画，也绝不单指民间艺人创作的年画，而是“包揽着所有世俗民风的年画”（王树村）。聚焦的范围也不局限于基于“画”的层面的一般性的年画研究，而是扩大至年画的绘刻、印制、销售、流通各个环节，以及国家、社会（知识阶层、年画生产者及消费者）在不同社会变迁阶段对年画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认识、利用、塑造和改变，从而探究中国年画近代以来“缘何如此”的历史轨迹。
　　鉴于中国年画长期以来被视为“匠画”，不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重视，以致与之相关的原始文献档案较为零散且不成系统，本研究成书过程中，不能不借助对朱仙镇、杨柳青镇、杨家埠等年画产地田野考察所得数据、文书、口述访谈等新史料，以“记忆中的历史”与“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相互考证来推进本项研究。即便如此，因个人能力、精力所限，田野考察的广度、深度仍有不足，行文中舛误亦在所难免，尤其是本欲对既往年画研究“平面化”的范式有所回应，但自身在“立体化”“动态化”的努力和尝试仍嫌不足。对于上述问题，笔者会在以后的续订中不断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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