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今年八十岁了。是相当年纪的老人。是已经走到人生的出口，要伸手去转开门把手的时候了。或许在旁人眼里，能不能再活个两三年都是问号，也是合理的疑惑。
2001年出版拙著《等云到—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的文艺春秋资深编辑照井康夫问我：“回首过往，与昭和这年代一起走到现在，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这就是像是切腹时的介错会说的话一样。若能在此时歌咏出潇洒的辞世之句，也是很了不起的，可惜我并不具备这般才华。或者，如果是原节子那样的美女，将谜样的过往公布出来，很多读者也会很开心吧。但我的过往，既不有趣也不特别，所以我一直拒绝，就说那不会有人看的。
我景仰的大师伊丹万作说过：
千万不要讲一些会让年轻人觉得“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的话。（《记录》，出自《伊丹万作全集》）
他说的一点也没错。
然而到了最近，情况却有了变化。
1984 年，山田洋次导演将我荣获第五届读卖“女性人道纪实文学”优秀奖的半自传作品《给父亲的安魂曲》拍成了电影《母亲》，由吉永小百合主演。
理所当然，原书也配合电影片名改题为《母亲》，重新出版。
于是，文艺春秋的照井先生跟我提议：不如就配合电影《母亲》的上映（2008 年1 月），来写一部野上的昭和史， 感觉挺有意思的。他接着说，如果嫌写起来麻烦，可以采取采访的方式，针对提问作答，最后再整理成文字，也是一种做法。他说这样的话会轻松许多，完全体现了资深出版人的游说本领。
经他这么一说，我想到那些共同度过黄金岁月（再也回不去的黄金岁月！）的朋友，如今尚在人世的已是寥寥无几。这让我改变了心意：在我们这些存活者行将就木之前，留下记录或许是件重要的事情。
正因为，所谓历史，是从具体的日常生活积累而来。正因为，唯有在具体性中，才能找到真实。
于是乎，2007年4月11日起，这部作品开始以访谈的方式搜集材料。
采访者是《电影旬报》前总编辑、电影评论家植草信和先生，以及文艺春秋的照井康夫先生。访谈在一处调查室进行，像是被警察拷问般，也有正式的速记员在一旁帮忙。他们还很贴心地让我一边喝酒一边回答问题，前前后后进行了六次访谈。两位采访者从数量庞大的速记资料整理出来的原稿，足足有两公斤重。
我在访谈中不得不提到了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私生活，但至今仍会感到不自在。
本来，我自认是个运气好的女人。
到我现在这年纪，23年前的文章还能够复活拍成电影，真是太走运了。
我的人生中只遇到过一桩感觉像被上帝恶意捉弄的倒霉事，那就是我所尊敬的伊丹万作先生寄给我的亲笔信函，以及战死沙场的竹内浩三写的信，全部弄丢了。
关于这件事，因为有所顾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对外公布过，这次被逼问到，就坦白说了出来。照井先生则是一脸冷静：“都超过保密期限了吧。”
也罢，在我即将离开人世之际，留下一点事实真相，或许会有点用处。如今我的心境就像是蜥蜴切断自己的尾巴，准备逃之夭夭一样。
唯有一点过意不去的是，和前作《等云到》相比，有些内容是重复的（虽说讲话有一定的脉络问题）。无论什么时候，回顾往事都会出现同样的内容，这也是没办法 的事。
《〈红胡子〉之后的黑泽明与三船敏郎》一文，是《等云到》的英译本于2006 年由美国出版社Stone Bridge Press 出版之际，在编辑的要求下新写的专文。关于两人拍完《红胡子》之后的关系。虽然有很多种说法，不过，我也只是就我在黑泽先生身边看到的情况提出解释而已。
如果两人最后还能见上一面，不知道该有多好—这种想法，恐怕也只是徒留感伤罢了。三船先生去世后九个月，仿佛在追随他的脚步，黑泽先生也离开了人世。
其他的部分，像是井伏老师旅行会的事，还有登载在《电影旬报》的拍摄现场报道等，是文艺春秋的照井先生帮忙把我以前的文章汇总整理出来的。此外，还有帮忙整理访谈内容的植草信和先生，在此由衷对两位致以十二万分的感谢和歉意。
还有，要感谢负责校对的坂垣美智子小姐。现在还能请到如此专业的人士帮我看稿子，真是幸运。
负责封面的友成修先生，愿意聆听我这个门外汉的意见，也在此一并致谢。
（2007年11月11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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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野上女士的独立、客观与达观
野上照代女士是日本电影界的先进人物。野上女士与黑泽导演及工作人员一起经历了日本电影的黄金年代， 她虽然尊敬他、爱护他，却又始终和他保持了一定距离，不曾迷失自己。山田洋次导演在《母亲》序言里说野上女士是“经由知性加持的乐观”，确实是恰如其分地掌握了野上女士的特质。
相 遇
是电影导演侯孝贤介绍我和野上女士认识的。侯导跟我说：“接下来我要拍的《戏梦人生》，需要有人帮忙处理日本演员和小道具之类的问题。你不是没在上班吗，能帮我一点忙吗？”又说，“以前都是黑泽明导演的工作人员野上照代女士帮的忙。可是这次《戏梦人生》的开拍日期一直延宕，时间上跟黑泽导演的新作（《袅袅夕阳情》）撞在一起了。”因此，野上女士给他发出求救信号：“能不能找个会中文的人来代替我？”看到我一脸惶恐的样子，侯导又补充说：“就算是电影白痴也没关系，只是联络性质的工作。”
于是，1992年2月，我在东京成城跟野上照代女士交接《戏梦人生》的联络事项。第一次见到的她，脖子上围了一条红色印度围巾，非常幽默地比出干杯手势问我：“你这方面如何？”原本以为她是很严厉的人，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她把和侯导联络的相关内容交给我，全部整理得井然有序。
后来，侯孝贤、蔡明亮和贾樟柯导演他们来访日本时，我也跟他们一起和野上女士频繁来往，度过了许多开心的日子。
2010年初，野上女士忙于黑泽明导演百岁诞辰纪念的筹备工作，我则开始进行侯导《刺客聂隐娘》的日本勘景与选角工作。大约是从野上女士八十多岁，而我也已经五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吧，我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野上女士的“直接”（反射性的自觉）特质更加明显，甚至已经到了接近“无邪”的地步了。在我眼里，在自由这领域更上了一层楼的野上女士，显得如此惊艳、耀眼。
真 实
2016 年3 月，就在前几天，我有幸参与了野上女士与侯导他们的对谈。那时我才惊觉，野上女士一直在“电影” 里寻求的，其实就是“真实”。对这类作品和导演，她才会感到认同：并不是“创作者大声疾呼”，而是将自己归零之后，忠实地将拍摄对象呈现出来。就像我们说“文如其人”，或许也可以说是“电影如其人”吧。
2014 年11 月，蔡明亮导演问野上女士：“到现在为止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呢？”野上女士这么回答：“无法挑出什么是‘最开心’的事，不过，小时候在房间里睡觉，感觉父亲在隔壁房间走动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父亲终于从看守所回来了。”
当时，野上女士就在东京成城的东宝片场外头的长椅上坐着。东京寒冷的万里晴空下，野上女士的身影在我眼里显得像小朋友一样娇小可爱。
“你知道吗？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中国和朝鲜的人民真的做了很多坏事。”野上女士最近对2020 年还在中国工作的我说。得知这本书将在中国大陆出版，她开心地表示真是太感谢了。她还说，因新冠疫情而闭门不出的日子里，看着电影名作度过，倒也不无聊。我一面对野上女士作为日本人的自省感到喜悦，一面也将同样在她所说的“绝望的将来”中生活下去。
小坂史子
（2016年3月23日于台湾省新北市永和区博爱街，2020年6月26日修订）
（明智周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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