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法国作家、费米娜文学奖评委维维亚娜·福雷斯特的文学评论集，由作品序言、文学评论、讲座文稿等构成，也可视为她隐秘的思想自传。对她来说，任何书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任何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人。任何创作都是一个造物。她那音乐般的声音、非凡的说服力、充满纸端的诙谐，让人一看就想读，并且爱不释手。这部传记写的是众多不同的作品，这些作品让语言说话，语言说话又是为了沉默，而为沉默而写的作品引导我们去发现我们自身的秘密，至为隐秘的秘密…
正如在一部不朽而且令人着迷的小说中那样，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的生灵：从托马斯·伯恩哈德到包法利夫人，从哈姆雷特到伊俄卡斯忒，从弗洛伊德到高更，从乔伊斯到卡利班，从艾米莉·狄金森到夏吕斯男爵，从安托南·阿尔托、贝克特或帕索里尼那冒险般的声音到弗吉尼亚·伍尔夫那形形色色的面孔，还有经过深入分析但面目全新的普鲁斯特，情况都是这样。凡·高得到善于讽刺的人们的热情捍卫。我们通过与作者的友谊发现了娜塔莉·萨罗特、玛格丽特·杜拉斯、于连·格林和琼·里斯：亲密无间，谈笑风生，无话不谈，常常探寻着创作的秘诀。
在这里可以发现思想的精髓、折磨和惬意，也能找到一种力量，常常将一位作家的悲剧引向作品的悲怆性喜悦。维维亚娜·福雷斯特为思想打开了众多新的空间。对她来说，多亏了语言，也由于语言，在对不同作家的评说中，她将他们纳入同一种视角，归结为同一种期待，目的是要否定不可能性。
维维亚娜·福雷斯特为我们提供了一张X光片，透视了她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趣味和思想，见证了她在智识与生命上的热忱介入。
——《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
维维亚娜·福雷斯特的“激情”是多重的。唯有一物将其汇聚起来：这位读者精妙而富于战斗性的激情，它充满感染力，用语谨慎，除了温热柔软别无他物。
——《十字架报》（La Croix）
维维亚娜·福雷斯特（Viviane Forrester，1925—2013），法国小说家、随笔作家、文学评论家，为《世界报》《新观察家》《文学半月刊》等撰写文学评论，也是费米娜文学奖评委。作品有《凡·高或埋葬在小麦中》（1983年，获费米娜随笔奖）、《经济的恐怖》（1996年，获美第奇随笔奖）与《弗吉尼亚·伍尔夫》（2009年，获龚古尔传记奖）等。
张新木，江苏高淳人，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学术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2006年获法国政府棕榈教育勋章（骑士），2008年获江苏省第三届紫金文学奖翻译奖。研究领域为语言学、符号学与法国文学。出版专著《法国小说符号学分析》和《普鲁斯特的美学》，译著《巴黎圣母院》《论诱惑》《模糊性的道德》《文学的政治》《景观社会》等50余部，教材及编著1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完成国家及省部级项目10项，主持国家精品课程“法语阅读”。
《复数的女性》节选
“我杀了你吗？那么你就来纠缠我吧！受害者往往要纠缠他们的凶手。我知道有一些幽灵曾经在大地上游荡着。请你永远和我在一起——使用全部的形态——把我整疯吧！但是不要把我留在我无法找到你的这些深渊里。”这是希思克利夫对凯瑟琳讲的话，然而凯瑟琳很久前就已经死了。然而这正是艾米莉·勃朗特穿越荒原向另一位并不存在的人发出的呼喊。正是她大声叫喊着一个欲望，即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欲望，然而这是一个徒劳的欲求，因为已经没有女人，这个女人已经被消除了。在消除这个女人的恐惧中——这也是她的女人——为了消除她，勃朗特试图借助希思克利夫的嗓音和气息；她联合他一起来恳求这位女性缺席者，那个填充着男人想象的女人：“我在观看地面时，不可能不看到石板上她那自行出现的轮廓。它的形象包围了我，填充着夜晚的空气，而白天呢，它将每个物品分割成碎片。男人们和女人们那最平常的面孔——我自己的面部——在嘲弄我，我的轮廓与他们非常相像。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可怕的符号混合体，这些符号让人想起她的存在，想起我失去的她的存在！”
不在场的女人，一切都是她的屏障，然而这个隐迹女人也是一切事物的屏障；女人的遮挡使任何的在场贬值，歪曲了在场，败坏了在场。这是艾米莉·勃朗特所渴望的女人，像渴望她被如此忽略的自己的存在那样。她的说情者是这个单数的男人，阿尔托意义上的“被撇开的”男人，每个人都会自问，他自己究竟是人类还是一个幽灵、一个吸血鬼、一个鬼魂的创造者。
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的领域：超自然的领域，女人可以去“萦绕”的领域；在那里，在各种幻影之间，男人和女人如果不能相遇，那至少能够相互看到。他们不禁自问盎格鲁撒克逊女作家的这种过剩的道理，她们那些创作于1840至1940年的作品依然存在。在一个世纪中约有十几位女人，而且在两个大陆！在1840年到1940年之间，我们尤其可以列举出：乔治·艾略特、艾米莉·勃朗特、夏洛特·勃朗特、艾米莉·狄金森、多萝西·理查森、弗吉尼亚·伍尔夫、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迪丝·沃顿，还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艾维·康普顿伯内特，等等。——原注面对同等地位的男性作家，这个数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相对于斯塔尔夫人、乔治·桑、柯莱特等几个凤毛麟角来说已经相当可观。如果说有那么多由操英语的女作家写的文本为写作界带来崭新的维度，这难道不是部分地取决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精神风貌吗？这种精神风貌更为开放，更具有吸纳能力，更加善于让卡夫卡所说的“外部事物进入其中”。这个外部正好适合于女人，当然是被封闭的女人，然而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她们又是墙外的女人。
这些“墙外的”女人被排斥在官方的任意性真实之外，所以她们更能够进入一种被接受的复数的现实、一种被认为失礼的现实。这里没有分化，没有习惯的禁忌，然而在她们自己的怪异中，在作为象征的怪异中，有各种革新的能力，有一种使空间膨胀的天分，尤其是属于文本的空间，以便向这个空间中记载各种差别的意义，记录一种另样的力比多分配。她们熟悉这些崭新的领域，奇怪的东西和可触摸的东西就在在其中相遇。事实上这是一些向渴望自由的男性或女性作家开放的领域。
面对语言，女人们和作家（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面临着同样的条件。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使普遍话语服从于现实，况且这个话语已经屈服于一个功能性的非现实，被正式定义为“一种”现实的非现实。这是一种完全服务于种种权力的话语，它出自这些权力，而且是男性的权力，这些权力压迫和约束着男人的思想，也约束着女人的思想。
任何排除妇女和橡皮的制度因此都被证明为与现实不相符合。男人们也会在其中丢失他们的能力，即体验自身躯体和命运的能力。还有他们的差别。不管是天真汉还是伪君子，如果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为能自行习惯，那么任何一个追寻者都会碰上话语阉割的秩序；无论是画家、作家还是音乐家，任何一位思想者都应该首先在语言中进行操作，将语言连接到被掩盖的差别中，以便获得他自己的身份。如果所有的女人都事先被排除在一个做假的制度之外，那些男人也会将自己排除在外，心甘情愿地与妇女们的非存在相遇，以便达到那种直接性。
在这个领域中，女人们自己并不需要摆脱那个排斥她们的制度，也不用摆脱这个制度的糟粕。她们会立即处于一个无人之境。她们可以自行苏醒，而不需要依靠一位白马王子。她们需要执行对等级秩序的遗忘，忘记那些来自反射和回声的等级。正是在遗忘中，任何作家，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让自己变成女人，以便执行操作。
语言的不适合性，一个女人发现了某种禁忌后就会发现这一点。这种禁忌将女人与自己的计划分离，与她所建立的东西分离。话语对她来说明显是陌生的：这个话语是由男人，也是为男人设想和形成的，它强调和确定了对女人的流放。这种话语也可以引发与制度相关的自由，正是这个制度为男人们决定了欲望，让他们变得有利于某种权力，而男人们捡到的仅仅是这个权力的碎屑。然而女人们并没有被这种陷阱所害。她们没有受到一种并不针对她们的制度的肆意践踏，男人不是女人的受骗者。事实上，女人才是男人的受骗者，而男人又是制度的受骗者，女人不过体现了制度的某些碎屑。她们在任何组织中都是不速之客，人们清楚，妇女在几乎任何文明中都没有足够的地位。
还必须注意到，在我们的时代，在世界许多地区，这种排斥的荒谬性被法律感受到，被法律所抵制和废除，且不说（这是常事）事实上究竟如何。这种排斥在减弱，正处在消失的进程中，然而在世界地理的总体中不是这样。
再回到她们的历史这个问题上来，且不说女人们的经历，除了被排斥外，她们至少拥有一些新的方向和不同可能性的直觉。她们并不依靠一个“既定的”整体，因为这个整体并不完全是赋予她们的。一位格特鲁德·斯泰因，一位艾米莉·勃朗特，从表面上看如此不同，却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艾米莉·狄金森拥有共同点，即不圈定这个需要填充的“既定的”空间，而是指明一种像她们一样的外部的东西，虽然没有说出，但是是最主要的东西。她们与之混为一体的不在场，即那些男人总是缺少的不在场——也许只得由她们去探测其中的奥秘。
在镜子的门槛边——她们知道现实位于镜子的两边，就在镜子的表面上——她们首先让位于她们所熟悉的沉默；她们指出这种沉默，给其定位，聆听沉默。那里并不是空无一物，没有否定，而是她们长期以来所听到的东西的深度，即从蒙昧时代以来就已经是她们表达的东西的深度。话语的反面。这种话语对她们来说仍然是一种喧嚣，她们只需理解这是一些命令，是通过这种话语对她们发号施令。“只要美貎，不要多嘴！”于是她们便接近了这种空白，接近了某种沉默的调频，那是不久前像马拉美、布朗肖、巴塔耶等其他许多作家所期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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