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绝对：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第2版）_托多罗夫_9787576001938

托多罗夫通过阅读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生前和友人的通信，梳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寻“绝对”的生命轨迹，对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提出深刻的质询。三位诗人力图达到无限与崇高，他们的道路各不相同，却都以悲剧告终：王尔德堕落，里尔克抑郁，茨维塔耶娃自杀。他们的绝对追求成就了深刻完美的作品，但他们具体有限的人生却充满辛酸与不幸。作者试图告诉我们：世界是有限的、相对的，绝对苛求完美，最终只能掉进痛苦的深渊。

译序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以结构主义诗学和叙述学的理论研究开端，逐渐意识到文学批评家还应该思考文学以外的东西。八十年代，托多罗夫思想发生转折，他的研究活动突破了文学范畴，扩大到文化人类学领域，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将思考转向人的主题，探测人的内心世界深处，重提被人们忽视甚至诟病的人文主义。他注重研究人该怎样和他人一起去体验人类共同的命运，同时，他很关注属于不同社会和不同传统的人们怎样在其中构筑他们的经验这样的问题。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茨维坦·托多罗夫的《走向绝对》（Les aventuriers de l’absolu）一书，作者通过阅读王尔德(Oscar Wilde)、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生前和友人的通信，追寻他们竭尽全力探求并走向“绝对”的人生轨迹。他梳理了三位大诗人的人生经历，进而考察他们以其生活准则服从审美标准的强烈欲望，绝对地处理艺术与人生的矛盾的过程及其所带来的令人唏嘘的结局，引人入胜地对这三位诗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人生，亲历步履探求“绝对”险境的主题做了精湛又很有说服力的解析。托多罗夫1939年出生于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市，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着这样出身背景的人在保加利亚这个相对封闭、受前苏联遮蔽的东欧小国，受到外国，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吸引是很自然的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托多罗夫居住在加拿大的一位姑母为他提供了去外国学习的机会。那时候走出保加利亚很不容易，签证也不是轻易就能获得，但他还是于1963年到了西方文化中心巴黎，那时他刚24岁。三年之后，他已经融入到法国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再回到保加利亚，他选择留在法国。托多罗夫在异国他乡以其多种文化修养的优势，终于在西方文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确立了他的地位。以三位诗人留下的真实文字作依据，托多罗夫展现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追求、探寻“绝对”的履险过程。他对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提出深刻的质询。三位诗人置有限的人生处境于不顾，力图达到无限与崇高，绝对没有商量、妥协的余地。他们的道路各不相同，结局也迥然有别。他们的绝对追求成就了他们独特、丰富的人生，也成就了他们深刻完美、不可磨灭的作品，但他们具体的有限人生却充满了人间辛酸。一 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诗人、剧作家王尔德把“美”作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他是生活在对“美”的绝对崇拜之中。他像个宗教使徒般地全身心地追求“美”，力求把自己的人生雕琢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他衣着华丽、举止优雅、频繁出入上流社会，他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光彩夺目，周围不乏崇拜逢迎他的人们，他喜欢豪华的排场、漂亮的朋友、美丽的物件，他认为人应该尽量在自己身上寻找资源、绽放个性，而不是迎合压抑人的个性的社会来达到“完美”，理智和道德无助于个性的绽放。这种旨在自我绽放的唯美探寻，根据个人深层的自然天性，有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形式。王尔德绝对地追求唯美到极致，他将自己作为这种唯美主义的体现。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的同性恋遭到后者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的强烈反对，这位侯爵对王尔德提出司法起诉，王尔德又提出反诉。最后王尔德败诉被判监禁入狱，唯美的神话破灭了。待他出狱后，已经风光不再，穷困潦倒，立即被表面优雅实则无情冷漠虚伪的道德社会所抛弃。这个社会可以默认此类所谓的伤风败俗，但绝不容许公开向它挑战。孤独的监禁让王尔德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让他看到自己在实现自我完美的过程中忽视了他人存在的现实及其重要作用。他一心埋头经营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完美形象，绝对地追求唯美并以此形象自诩，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艺术支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残酷的现实让他痛苦地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真实关系。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再是“美”的使徒。绝对的完美是达不到的，即便他和美少年道格拉斯之间的亲密关系也难免俗套，道格拉斯最终离开了衰老贫穷的王尔德。唯美诗人王尔德再也写不出美丽的诗篇，最后贫病交加而死。现实生活不可能绝对地树立“美”和自我的最高价值。绝对的唯美主义是一种不可实现的计划。真实生活具有相对性。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诗人里尔克把艺术追求作为人生最终目的，为艺术而违拗自身天性的里尔克写出了深刻的作品，却享受不到艺术带来的幸福，抑郁成疾，早早离世。托多罗夫的笔触介入到诗人的内心深处，展现了一个焦虑重重、身心倍受煎熬折磨的人。他要追究里尔克把他的全部人生决绝地献给艺术创作，献给“美”的真实性到何种程度，从何时起，里尔克所描述的道路成了此路不通？托多罗夫指出，一切生活都是“相对”和“绝对”的混合，是在尘世生活下去的必要性和积极提升向上的必须性的混合。里尔克在日常人生中采取绝对的生活态度，为了艺术创作，拒绝和逃避爱他的人们（其中许多是女人），但是日常生活中人的处境并不是绝对性的，而是相对性的：矛盾着的事物不一定总是美好地结合在一起，爱与美，崇高与低俗，生活与艺术，善与恶，美与丑等矛盾的双方都带上了人无法克服的困难印记。里尔克曾经当过雕刻家罗丹的秘书，深受罗丹思想的影响，罗丹说，要持久不懈地去追求“美”，创造“美”。在创造“美”的同时，人可永葆青春，但是要在一种深层的创作欲中汲取创作的源泉，而不是受一种求知欲或追名逐利的驱动。于是，里尔克要求自己专心致志地进行艺术创作。选择了一条决绝地放弃生活快乐和苦恼，与社会生活隔绝，极其真诚、孤独地从事艺术创作的道路，以致抹杀否认自己个人内心的存在。他认为一切无限的东西都在于孤独之人的内心，诗人在内心经受考验，完成事业，产生奇迹。他绝然阻断向他示爱的女性们抛来的红线，甚至肯定地断言爱情只能在孤独中得以发展，达到最深层的意义，因为一切爱情都必须要超越它对所爱之人特有的依恋。只有向着世界之爱敞开心扉，努力地去抓住世界的本质，将它提升为普世之爱才能写出深刻的传世之作。他在诗中说：我创作，我存在，我在这个道理上找到我全部的人生力量。然而，艺术创作并没有给里尔克带来快乐和个人的自我绽放，托多罗夫多次在里尔克的通信中窥见到他时时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普通个人他也渴求“爱”，但为了全身心投入到艺术之中，绝对地达到最终追求，他又要压抑自己，推却“爱”的欲求。创作的快乐不足以抵御推却“爱”时经历的撕心裂肺之痛，他以万分痛苦的代价，绝对地将自己的人生作了艺术和崇高的祭品。其实，稍微折中一些，相对地来处理艺术追求和人生幸福又未尝不可呢？三 20世纪初流亡法国的俄国女作家茨维塔耶娃，始终坚持艺术自人间产生，她在苏维埃俄国受到历史动荡的冲撞，历经磨难流亡到异国他乡，仍不顾一切绝对地追求艺术为人服务，绝对拒绝屈从。托多罗夫笔下的茨维塔耶娃既不像王尔德那样追求唯美，将生活作为一件绝对完美的艺术品那样来精心雕琢，也不像里尔克一样决绝地将艺术置于生活之上，她希望将两条道路相提并论。她首先是一个内心深受俄国十月革命伤害又饱尝流亡颠沛之苦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她没有将生活和创作对立起来，不是绝对地将创作置于生活之上。她认为，诗只应追逐它本身的完美。“写作者只为写作而写作”，作品就是一切，作品本身即是目的。“屈从的艺术是一种失败的艺术。”艺术家作品的价值在于揭示世界的真理。托多罗夫说：“诗人的天职包括一种挑战，茨维塔耶娃懂得揭示它……”茨维塔耶娃说：“我是一个会思想的诗人。”她绝不屈从哪一方。她驾驭作品的能力和水平在当时文坛上可算首屈一指，她高超的语言能力助她把内心的呼喊变成了作品。她作品的艺术成就越来越受到当今文坛的关注。相对于抽象的精神说教，茨维塔耶娃更看重具体的个人。我们的女诗人寻求通过和其他人建立起某种关系，去体验纯粹和极端的感情，来达到她心目中的“绝对”，并且将它表现在她的作品中。可是她却遭遇到了与她同时代那些尊奉“绝对”、非此即彼的人们的抵制。她疯狂般地爱上某些个人，可是马上又堕入对所爱之人深深的失望之中。她虽然是严重政治动荡的牺牲品，但她仍坚持成为自己，政治上绝不参与某一方。她也从不把她的创作置于她对某个人的爱情之上。她认为，诗歌不应为诗人之外服务，而是其本身完美的继续。她对远离生活囿居于象牙塔里杜撰不切实际的作品的诗人们不屑一顾。茨维塔耶娃超越时代的特立独行的绝对态度导致她无论在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还是在其客居地法国的文坛上，及在法国的俄国流亡圈同胞中都遭到排斥，因为当时的人们往往都尊捧着非此即彼“绝对”的两元论不放。作为作家存在于世，茨维塔耶娃需要发表作品。可是，在今天诗坛上倍受欢迎的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在其生前难有出路。最后我们的女诗人被逼无路走向了自绝。托多罗夫指出，即使今天由茨维塔耶娃女儿加以整理出版的作品，也还是与她的本意相距甚远，这是对母亲生前的执着追求又一次的伤害:这是一种无奈，时空距离造成了女儿和母亲之间的隔阂。托多罗夫还指出，茨维塔耶娃在被接受和被承认上发生困难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只听从其内心的声音而拒绝一切妥协的创作者所遭遇的困难和伤害。茨维塔耶娃通过她的诗追求“绝对”，她绝不屈从，绝不媚俗。她认为应该让读者来追随她，而不是她去迎合受众或任何权威。在那个时代，因为她的桀骜不驯，她到哪里都不被接纳。她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分手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她决不放弃她唯一要遵循的法则。帕斯捷尔纳克屈就了苏维埃政权，违心地选择了“从众”而不是自己的良心，致使茨维塔耶娃大失所望。不过，后来帕斯捷尔纳克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负众望地写出了史诗性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可以说，和茨维塔耶娃的相遇促使了他的蜕变。茨维塔耶娃与王尔德不同，她不会为了某种爱情关系牺牲写作，断送自己的艺术事业；她与里尔克也不同，她不能放弃“爱”。相对于彼岸，她更偏向于此岸，偏向于人。她孜孜追求的“绝对”就在她的诗歌之中。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艺术是由精神和物质共同孕育出来的，艺术家真实地生活在人间，和各种人等在一起生活，她要通过艺术创作来真实地揭示隐蔽在人们生活之中不可见的强度和维度。她认为要在具体生活中汲取艺术创作的源泉，深深扎入生活之中，将艺术和生活融合在一起。她不是为了写诗而活着，而是为了活着而写诗。可是她又必须面对我们这个激烈冲突、动荡不定的世界，她终于身心俱灰，走向绝路。四托多罗夫总结了“绝对”降临人间致使现代历史发生的巨大蜕变：由宗教构成的世界过渡到了另一个只参照人性和尘世价值观而组织起来的世界。托多罗夫对“绝对”降落人间进行了追根溯源，他指出时时窥伺着人和“绝对”的关系的首要危险，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摩尼教义式“非此即彼”的两元论，还有拒绝多样人生的唯美主义。摩尼教义和唯美主义让我们的艺术家们接二连三地掉入“绝对”的境地欲罢不能。艺术家们经常遇到的艺术与生活，崇高与低俗，美与丑，善与恶等似乎相互对立的矛盾其实也和其他矛盾着的事物一样：矛盾的双方并不截然断裂，相互间并不界限分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延续性，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转换，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或者说相反相成。绝对和有限的人类处境无缘。掉入“绝对”“唯美”陷阱中的艺术家们也许采取另一种较平和、通达、开放的态度，能够更好地处理他们所面临的艺术和多矛盾、多重又多彩的人生之间的种种关系,能够既创作出具有厚重理想的美好作品，又能够让自己度过充实美好的人生。托多罗夫在结论中提到了乔治·桑，这位法国女作家以她的田园小说著称，其实她小说中不光描绘出了美丽宁静的田园风光，还展现了善良的人们如何摆脱人类处境中封闭、狭窄、绝对、无趣的一面，我们的女作家笔下树起的胸怀宽厚、仁爱的主人公群像，创造了包容、开放、相对有趣、和谐美好的人文氛围。这样的人类处境，给人希望，让人向往。要学会从内在来使日常生活放光发采，要学会使它更加明亮又充实紧凑。托多罗夫在结论中还提到了小说《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男人，他力求做“善事”。但是他不是天使，他的无条件仁慈最终羞辱了受其仁慈的人们。他的普世同情式的爱扰乱了人际交往，因为它排斥激情，扰乱了有限的人类处境，给他所爱的人和爱他的人带来了死亡。梅什金的“善举”与他追求完美的本意正相反，结果引发了灾难，最后他自己也被送入了疯人院。作为不完美的“人”，非天使的“人”，不可能只是陶醉于完美之中。因为生活是有终结的，是相对的，绝对的真“圣人”给人间带来更多的是悲剧。许多类似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等的艺术家们都喜欢想象极端状态，以为他们是在追求完美，其实，世界是有限的、相对的，人类处境也是有限的、相对的。完美在彼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绝对苛求完美的艺术家们往往陷于痛苦深渊不得善终的原因。不过，我们也不要掉落到“相对主义”的歧路上去，艺术家们追求“绝对”也并非一无所获，从艺术创作来看，他们绝对地孜孜追求完美，也是一种很有成效的过程，他们大多都留下了启示后人良知的传世之作，警世恒言。译者怀着真诚的感动，花了一年多时间，努力将托多罗夫这部力作忠实地呈现给中国读者，希望对大家有所裨益。朱静 2012年8月

今天大家都心悦诚服地说赖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是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有的人甚至还漏掉了限制形容词“德语的”。和王尔德一样，他认为对“绝对”的探寻值得成为人类生活的理想；但是，与他的前驱者不同，他并不相信生活本身一定会变得美好。他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完全献身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他很年轻的时候遇见了罗丹（1902年，他27岁），他决定接受他的教导，以此来组织他自己的生活。几个月的经历就足以让里尔克认识到这个计划——从此他从未放弃过这个计划——也是有缺陷的：对该计划的追求不会给他带来满足感，甚至谈不上某种平静。可以说，正相反，这个计划让他逐渐陷入一种抑郁状态，里尔克只有在短暂的陶醉于狂热恋爱的时刻，或者稀少的沉浸于紧张写作的时段里才能摆脱这种抑郁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26年他去世。他在这漫长的二十五年中所感受到的，尤其是一种万分疲惫，一种软弱无力，一种瘫痪意志的麻木迟钝，一种“无休止的心不在焉”，一种把他引向万般无奈的筋疲力尽，还伴随着使人窒息的焦虑，很像他幼时曾经体验过的那种焦虑不安。就是这种持久的衰弱使得他远在致命的疾病发作之前就频繁出入疗养院和休养所。这种精神心理状态马上就以身体上的痛苦表现出来。里尔克倍受头痛、颈痛、舌头痛、由血液流动传送的痉挛、抽搐、前额和眼睛充血的折磨。病体对精神进行报复。里尔克相信自己能“洞察到身体最细微的变化波动以至于对这些变化波动不在意了”。或者，更糟糕，受到了这些变化波动的制约，“肉体某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强加于我的意识，整个地占据了我的意识，让它整个地染上了其本身的绝望无助的颜色，只是为了能在第一时间遇到另一种颜色才隐退下去，以此和另一种颜色一起倒涌回来，而这另一种色彩并不见得就少了一点阴暗”。一种焦虑只有被另一种焦虑赶走了才会离他而去！“现在日子一天天过去，就好像我只是由一种病痛来替代另一种病痛，总之，我一点不享受我的世界。”他觉得他的病痛不断地再生，在所有他寄予希望能让自己隐蔽起来的地方蔓延开来，躲也无处可躲。肉体和精神之间的连续性对于里尔克来说，尤其体现在血液的形象之中，血液的流通是无意识冲动的表现，正是这种液体物质让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痛苦之源。他坚持认为一些反常情况扰乱了他的血液流动，他感到“世界每时每刻都会在他的血液中完全崩溃”。于是，当他后来患上了一种致命的血液病——白血病时，他在精神和肉体的连续性中看不到其中的断裂：因疾病引起的口腔囊肿，使他想起了二十年前或更久远岁月中的老病痛。此外，他对他的症状的直觉描述从医学角度来说非常具体精确。里尔克在去世前一年，写了一封伤心欲绝的信给他最知心的好朋友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他写这封信时痛苦至极，以至于都不敢把它寄出，而在自己手中搁了一个多月。它表明他为一种真正的幻觉所折磨，如果不说他是胡言乱语的话：他谈及一种“魔鬼附身”，“在我以为战胜了诱惑的时候，这种魔鬼附身发作到了极点”，这让他感到自己犹如被关在一种“勃鲁盖尔式的地狱”里，“落在那些偏狭的魔鬼手中”。他感受到的疼痛（实际上，他的症状和白血病有关）是无法忍受的，他绝望地呼救：“我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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