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传_叶曙明_9787218142531

《广州传》以丰富详实的史料、通俗明快的语言，娓娓讲述了广州这座城市从新石器时代到1949年间，从“化外之地”变成外贸重镇、几经毁灭又重获繁荣的跌宕历史。

全书以朝代为划分，四条线索穿插书写。一是城市形态的变化，比如广州这座城是怎样从无到有，它的城池、建筑、街道是怎样建起来的。二是生活形态，尤其是衣、食、住、行、玩的变化，以及民间的各种习俗、节庆。三是经济形态的变化：广州是靠什么发起来的？不是靠工业、农业，而是靠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外贸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四是文化形态的变化，包括广州的文化、教育、宗教、民间艺术与工艺等。

山与海之间

茫茫无涯的大海，波涛缓缓地涌起，缓缓地沉落，又缓缓地涌起，有如大地的呼吸，一起一伏；隆隆的巨响，仿佛来自大地腹腔深处，随着海浪的节奏，滚滚而来，滚滚而逝；无论吹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海浪从不止歇。天地之间，除了水，似乎什么也没有了。

但终于有一天，浩瀚的水面，露出一块粗砺的礁石，最初只是一个小黑点，有时会被滔滔海水淹没，不见了踪影，但几天之后又露了出来，还渐渐扩大，渐渐高隆，成了一个小岛。小岛渐渐长大，海水再也淹没不了它了。不知从何时起，岛上的岩石缝隙间，长出第一株青翠的小草。第一粒草籽也许是风吹来的，也许是候鸟带来的，也许是从海底爬上来的，总之它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来了，而且生根发芽了。

海面的岛屿越来越多，渐渐连成一片，迎接着来自遥远北方的千百条河流，河水以雷霆万钧之势，穿过南岭山脉，把无穷的砂砾推向大海。经过千万年的地貌变迁，海水退却，陆地隆起，一片陆地形成了。后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珠江三角洲。

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北缘，再往北就是绵延千里的南岭，西江出肇庆羚羊峡，北江出清远飞来峡，东江出博罗田螺峡，三江来水，汇成浩浩珠江，最后通过八大门河口，奔流入海，形成了众多的溺谷和漏斗湾。南海古时有“涨海”“沸海”之称，其磅礴恣肆的气势，可以想及。清咸丰三年（1853年）《顺德县志》有一段记载：“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成乡井，民亦藩焉。”海潮一日两涨，枯水期江水势弱，海潮从各个河口涌入珠江三角洲腹地，甚至远溯至清远山区。

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更多岛屿浮出水面。广州的海珠区，也在这时成为一个大岛。海珠区的七星岗，只要往地下挖几米，就会遇到藏着大量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和微体化石的淤层。地理学家1937年在七星岗发现了海蚀崖和海蚀平台的地貌结构，从而认定这里曾是南海溺谷湾的一部分。

从地理学来看，溺谷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海岸在长年累月的潮水冲击下，会堆积形成沙堤。七星岗东南方的松岗，就横亘着一道高出珠江准点平原一米多的沙堤。这一发现，吸引地貌学者纷至沓来。随后，他们在赤沙、鹭江、赤岗，陆续发现了古沙堤的痕迹。遥想当年，这个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曾经浪涛汹涌。

人们在中山四路发掘出一个秦代遗址，有部分学者判断其为造船的船台，这意味着，秦汉时中山四路以南，便是溺谷湾的滩涂水岸，否则船只无从下水。在遗址下面的淤泥中，采到了几十枚泥蚶——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软体动物。有趣的是，它们的贝壳是闭合的，属于自然死亡，并非人们食用后丢弃的空壳。这表明当时中山四路以南的珠江水，就像海水一样是咸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广州人仍习惯把穿城而过的珠江称之为“海”。天字码头、沿江路一带被称为“海皮”；渡江叫做“过海”；城厢内外有多条“海傍街”。有人认为这只是方言，并非真的说大海。但早在东汉，《汉书》中就说番禺（广州）“处近海”，作者班固是陕西咸阳人，应该是说关中语的，但关中语并没有把江说成海的习惯。三国东吴中书丞华覈上表举荐交州刺史陆胤时，亦称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华覈是江苏丹徒人，也不懂广州方言。另一位交州刺史步骘评价广州地理：“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他把广州形容为海岛，其实它更像一个半岛。步骘是江苏淮阴人。唐代诗人高适留下了诗句：“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他是河北景县人。宋代诗人杨万里诗曰：“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他笔下的“大海”，是指扶胥南海神庙一带，而“小海”则指今荔湾地区。杨万里是江西吉水人。

这些外省人都不熟悉广州方言，却不约而同采用了“海”的说法。可以推断，广州人把珠江称为海，既不是方言，也不是井蛙之见，把江河误作大海，而是千万年前对大海的记忆，代代相传，留存下来了。濒海地区，往往受咸潮影响。广州直到明朝，日常生活仍深受咸潮的困扰，每年冬季枯水期，咸潮便会从南海汹涌而至，直灌入城，连井水都是咸的，每逢夏秋台风季节，经常水漫羊城。

从侏罗纪至白垩纪，燕山期岩浆不断大规模侵入，至第三纪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广州地区形成了瘦狗岭断裂带、广从断裂带和广三断裂带这三大断裂带。沿海地貌出现先降后升的变化，从海里冒出的沙洲、岛屿越来越多，南沙、番禺至虎门出海口，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广州著名的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原来都是沉浮于海中的小岛。

宋人方信孺形容广州的地形是“万山滚滚尽东来”。大庾岭自北逶迤而来，至广州分为三十余峰，逐级而下，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禺山、番山为第三级。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

番、禺二山在南汉时已经消失。考其位置，番山大约起于今越华路，沿旧仓巷、文德路向南伸至文明路，西及北京路、西湖路。禺山大约起于广大路西端路口，经财厅前、南越王宫博物馆、城隍庙，至仓边路与中山四路交会处止，以聚星里为最高处。从高处俯瞰，二山略呈丁字形，山势并不算雄大。屈大均推测，番、禺二山应该很大，所以番禺县才会以它们命名，不会只是城中这两座“特培塿耳”的小山。

但屈大均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定是番禺县以番、禺二山得名，而不是反过来？历史的真相，也许是任嚣或赵佗在这里建立郡治时，登山临水，一时兴起，才把这两座无名小“培塿”，以番禺县的地名，分别命名为番山、禺山呢？

远古时代，番、禺二山与越秀山是一体的，是同一座山的不同山头，并非截然分开的三座山，正如越秀山还有越井岗、象岗、蟠龙岗、桂花岗、木壳岗、长腰岗、鲤鱼头岗等不同的山头。1954年在越秀山镇海楼后面，发现唐代天祐三年（906）的王涣墓，墓志有“番山之左，越井之下，以卜以筮，可封可树”之句，似乎证明越秀山也叫番山。其实，所谓“番山之左，越井之下”，更多是出于骈文骊句的要求，追求对仗工整而已。越秀山的北面是白云山。这两座山也是一体的，越秀山是白云山的余脉。蒲涧清溪，飞流直下，从濂泉向西汇入金钟塘，在上下塘转向南，在越秀山东麓一分为二，一支沿今吉祥路、教育路而下，从北京路西侧汇入仙湖（今西湖路）；另一支经今小北路、仓边路，从中山四路注入珠江，得名文溪。文溪宽阔浩大，风帆可过。仓边路一带，布满河汊水道、曲渚回湾，夹岸丰草绿缛，佳木葱茏，鸟鸣在枝，鱼跃在水。大东门以东，统称“东山”。南部虽有冲积平原（沙洲），但形成年代较晚，北部受瘦狗岭断裂带的挤压，连片的低丘台（岗），自北向南倾斜，延绵不绝，有蟾蜍岗、竹丝岗、木棉岗、柏子岗、马棚岗、螺岗、大眼岗、和尚岗、青菜岗、天圣岗、玉子岗、竹园岗、蚬壳岗、横枝岗、黄花岗、英雄岗、白灰牛、大云头、猫儿岗、象栏岗、大水牛岗、松岗、水均岗、龟岗、西元岗、木荫岗等，溪流沟壑，纵横交错，灌木丛生，野兽出没。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敕赐永泰禅寺碑记》，描述东山口的地理环境：“千金山列于左，卬山列于右，观音、弥陀、马鞍、白云诸山当其前，州冈山拥其后，前临白云溪，后滨珠海水，高明幽雅，真胜境也。”

西门口附近，直到三国时，还是烟波浩渺的水域。经地质钻孔，在今文化公园、天成路、大德路、宝源路、西堤、光塔路、大南路、大德路等地的地层下，都发现了蚝和泥蚶的贝壳。宝源路地层中发现的海贝，经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说明秦、汉时代，这里还是水天相连。这也印证了《南海百咏续集》所说，西门口外，“汉魏时，此处尚属汪洋耳”。相传晋代葛洪在今中山七路的小岛浮丘石上炼丹，曾经从水井中捞出一丛珊瑚，大家都说这是海神献来的瑞物，于是把水井命名为珊瑚井。清代乾隆年间，有人在元妙观（今中山六路）开垦菜地，挖出了一条古船。广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荣，曾经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无数的河涌溪流，纵横交错，千回百转，滋润着广州大地，为这座文明古城带来无限的生机。屈大均曾盛赞广州水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八千多年前，经历了四千多个春秋，进入青铜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水处行舟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滨，过着狩猎捕鱼的生活，与中原纷乱不已的征战，似乎十分遥远。

“越族”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民族，其实它只是文人史家的杜撰，指向十分宽泛，最初是指商朝时活跃于河南、甘肃、陕西的某些部落族群；到战国时，变成指长江下游的越国；越国亡后，又变成泛指所有生活在中国东南部的土著。正如《路史》所说，越族“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虽然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都不尽相同，却被一个模糊的“越族”概念，统而括之。这种情况，就像19世纪广州人叫洋人为“番鬼”一样，并不具有任何人类学的意义。

广州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有人说与北方人同属蒙古人种，有人说是马来人种，也有人辩称马来人种就是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大家争论不休。种族的划分，为人的体格、相貌、肤色特征，赋予了强烈的社会内涵，更多时候，只是为了对不同人群作文化定位，把对角色的预期合理化而已。事实上，眼睛大小、颧骨高低、小脚指甲有没有分瓣、屁股有没有长蒙古斑，并不会引起文化的本质差异。

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人，把东南沿海的人称为越族，也是基于想象的一种“文化建构”，虚构成分大于事实。在这种观念之下，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的众多小部族，虽然互不相属，但统称为越族。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有越常、瓯越、且瓯、南越、禽人、海癸、蛮扬等，如温州一带的人就被称为“东瓯”，广东的越族，被称为南越，粤西至广西一带的人被称为西瓯或骆越，有时会被统称为“瓯骆人”。

在南越人居住的两广地区，迄今已发现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物，包括各种石制工具和人类化石，可证其文明历史，有自己的成长路径。但在中原人看来，南越也罢，骆越也罢，都是未开化的“南蛮”。战国或更早时期成书的《山海经》说南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是近乎半人半鸟的怪物；成书于北齐（550—577）的《魏书》，也还是把南人形容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唐朝名臣韩愈把岭南描写成“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的瘴疠之地，一入岭南，便不作生还之想，嘱家人“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文化历史研究中，存在一个有趣现象：凡进入岭南的中原人，都被描述成“传播文明”的使者；如果某种优良的器物或技术，在岭南与中原都存在，那一定是从中原传到岭南的；岭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中原的教导下完成的；岭南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伴随着中原人的南迁而来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在王道正统的眼里，岭南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接受王道教化的历史，最后也要通过出了多少举人、多少进士、多少状元，来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验收。这已成了民间与学界共同的思维定势。

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似乎离帝王都会的远近，成了文明的指标，离帝王都会近则文明程度高，离帝王都会远则文明程度低。然而，帝王都的声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才是最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

广州老城区（指越秀山以南地区）成陆较晚，旧石器时代，还是一片烟波。但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越秀山下的陆地越来越多，成片的红树林，慢慢成长起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野猪、麂、鹿、猴和各种啮齿动物、昆虫，开始出没活动。从那时起，第一代的广州人，便在这里安下他们的家了。1954年，海珠区中山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的马岗顶，采集到几件新石器时期的双肩石斧和石镞，经专家考证，是四五千年前的遗存。这是在广州市区内第一次发现先秦文物。

1956年，中山大学地理系在飞鹅岭（今华南植物园）附近也发现了石凿、石镞、有肩石斧、砺石、玉环、一些有印纹的软陶和夹砂粗陶片。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化吕田多次发现史前社会的文化遗物。1961年在增城金兰寺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1965年在萝岗区暹岗、大岭岗南发现了几件古老的青铜器，不久又发现大批印纹陶片和石器。1999年在萝岗发掘出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硬陶器。

21世纪以后，更多地处广州的先秦遗址，重见天日。2000年在增城石滩围、2006年在萝岗隔田山、2008年在增城猪头山、2013年在萝岗来峰岗，都发掘出数量可观的先秦文物。2017年秋至2018年春，在黄埔区九龙镇汤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窑穴类灰坑19座、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堆积之丰富，遗迹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先秦遗址，大部分在东北郊，似乎离老城区越近越少，这就造成一种错觉：广州的文明程度，不如周边的深山野墺。其实原因是，直到秦朝，中山路以南、中山六路以西的地区，仍是大片水域与滩涂，退潮时烂泥盈积，涨潮时尽成泽国，人们只能选择在中山路以北，越秀山以南这段地势较高的狭窄地区居住，借着番山、禺山的山势，躲避珠江大潮和洪水的威胁。2009年在西湖路的大佛寺工地，挖出了广州老城区迄今唯一的先秦文化遗存。当年这里是番山西麓，林木繁荫，倚山临水，是个很好的聚居点。

广州自秦汉时任嚣立寨、赵佗建城，一直是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文化遗存，因城区不断地移山凿湖，大兴土木而遭到破坏，不被南越国破坏，就被南汉国破坏，逃得过赵宋，也逃不过朱明，每次战乱，都被摧残一番。民国以后，作为一个现代城市，广州进行了几轮大规模开发建设，古迹遗物更如疾风吹箨、虎荡羊群一般，十不存一了。历史的露往霜来，就这样无情地把我们的记忆，一点一点淡化。

但记忆不会被完全抹去。1982年考古人员在新市葵涌龟岗，发掘出石斧、石锛、砺石、网坠、纺轮等物，还有各种釜、罐、盘、鼎、钵、豆等器皿的残片。石器的形制，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单一不变，而是花样百出，用途越来越专门化；工艺也从早期的打制，发展成磨制。2000年、2002年在南沙鹿颈村挖出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朝的陶、石器物和鱼骨、兽骨、贝壳等，甚至还有一具三千多年前的完整男性人体骨架。这两个遗址都在水边，自然环境与广州老城区很相似，让人可以展开想象，一窥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图景。

广州春夏秋三季，都是阑风长雨的天气，所谓“夏季东风恶过鬼，一斗东风三斗水”，加上老城区前有珠江大潮，后有白云山洪水，房子被淹浸和冲垮，乃家常便饭。为了应付这种地势卑湿、瘴气凝聚的自然条件，越人发明了干栏式房子。

在越语中，“干”是上面的意思，“栏”是房子。顾名思义，这种房子大多用竹竿、木棍、干草和泥巴搭建，分上下两层，上层用木柱架空，离地面约两米，搭梯子上下，供人居住；下层架空，用来养家畜或放杂物。有些房子倚山而建，后部建在山坡实地上，前部悬空，称为“吊脚楼”，算是半干栏式建筑。南宋人周去非对干栏建筑的描述是：“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唯有一牛皮为裀席，寢食于斯。”他称之为“麻栏”。而在《魏书》和《新唐书》中，则称为“干栏”。晋朝《博物志》说：“南越巢居……避寒暑也。”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水、防潮、防毒虫野兽，避寒暑倒不是最重要的。

在陆地生活的越人，喜欢把头发束成椎髻，或编成辫子。不同的发饰，往往成为一个部族的标志。他们用树皮或兽皮做成衣服来防寒，发明纺车后，可以纺织麻布了。大多人是赤足而行，上身穿左衽短衣，无领短袖，下身穿“无袴”短裤，其实就是用一幅布围起来，有的书称之为“桶裙”；还有一种衣服，是在一幅布上剪个洞，从头套入，称为“贯头”。越人有凿齿的习俗，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要硬生生拔掉一两颗牙齿，作为成年的标志。这无疑是一件极疼痛的事情。

虽然房子简陋，食物也很粗糙，风餐雨宿，备尝艰难，但并不妨碍越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们把本地出产的珠玑、玳瑁、象齿、贝壳、翠羽等，做成精巧的首饰，佩戴在身，倍显光彩照人。在广州龙洞飞鹅岭、青山岗、菱塘岗一带，曾发现一只四千多年前的完整玉环，直径9.1厘米。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有两块黑色页岩磨制的石环残段，颇为抢眼。它们原本是装饰用的石环，以当时的工艺水平来看，造型柔美，手工精致，钻孔和打磨技术，已十分高超。

广州先民讲究生活的质量，细节上并不马虎。在大佛寺的先秦遗址，清理出近两百块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的残片，可以辨认出是釜、钵、盘、罐、豆、尊、壶的残件。釜用来烹饪，罐用来贮存物品，盘和豆盛食物，尊和壶装酒水。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功用，大大小小，各司其职，井井有条。器物不仅要实用，而且要美观。从广州附近出土的陶器来看，器型普遍较小而且胎薄，有大口卷沿折肩的圈足罐，有圆唇弧腹圜底的杯形罐，有小口广肩鼓腹的圈足尊、圈足豆，有圆唇折沿敞口弧腹圜底釜。每件器皿都拍上花纹，尽量做得悦目娱心。纹饰以绳纹居多，包括细绳纹和线状绳纹，还有曲折纹、方格纹、云雷纹、条纹、网格纹以及三角圆点凸纹，有的绳纹互相交错，与圆圈纹、双圆圈纹、指甲纹、排列状戳印小涡纹等构成复杂而精细的图案，呈现质朴淳厚的味道，显示出一种典雅的审美眼光。这就是文明的表征。

不难想象，家里使用如此繁伙的器皿，说明他们拥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准。如果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没下顿，要这么多釜鼎钵罐做什么？自古“民以食为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为了吃，食物是头等重要的。这些坛坛罐罐，第一用来烹饪食物，第二用来盛放食物，第三用来贮藏食物。住山里的人，每天奔走于山林，猎杀动物和采集野菜、野果；住水边的人，则划船出海，捕捞鱼虾蚝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都不太会耕种。只有住平原的人，才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火耕水耨。广州山环水抱，大部分是冈地，可以耕种的平坦之地不多，而水陆物产丰富，人们自然会选择狩猎、渔捕、采集，而不是耕田，作为主要的营生。

广州人善造舟。《山海经》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所谓番禺者，即指今广州一带的百越先民，他们的历史，从上古时代开始，便与造船紧密相连。男人们个个体格强壮，活龙鲜健，上山是猛虎，入水是蛟龙。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刳木为舟”和编织渔网。把大树剖开，挖空中间，做成独木舟，在水上往来如风；绞动纺轮，用麻纤维编织渔网；把石制的网坠系在渔网下面，加快它的下沉，以捕捞更多的鱼蚌。渔民的装束，大多是“断发文身”，即剪短头发，在身体上刻画鱼龙纹饰，涂上颜料。《庄子》说：“越人断发文身。”《说苑》也说：“彼越……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断发、剪发是为了方便水下作业，文身最初是想扮成鱼蚌同类，迷惑它们，后来变成了一种趋吉避凶的迷信。

珠江每月的初一潮涨，初四退；十五复涨，十八退。人们称涨潮期为“水头”，退潮至下一次涨潮为“水尾”。《羊城古钞》说：“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那时虽然没有月历，但善渔者根据天文气象，对潮水的涨退，了如指掌，“水头鱼多，水尾鱼少，不如沓潮，鱼无大小”。沓潮就是旧潮未退尽，而新潮初起最盛时，捕捞收获必大。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猎兽也是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在众多先秦遗址里，除了发现龟甲、蚬、蚌、螺、蚶等软体动物贝壳和鱼骨之外，还有鹿、野猪、豪猪的骨骼，鹿角和鳄鱼骨架。东汉广州人杨孚在公元一世纪写的《异物志》一书，记载了广州的三十多种动物，包括狐母、猩猩、殃牛、大猪、麇狼、鼠母、鼯、灵狸、白蛤狸等，水里则有鲸鲵、鲛鱼、鼍风鱼、鹿鱼等。

对生活在山海之间的广州人来说，各种飞禽走兽、蛇虫鼠蚁，都可成馔。明代《百夷传》写道，广州人“鳅、鳝、蛇、鼠、蜻蜓、蝮、蛟、蝉、蝗、蚁、蛙、土蜂之类以为食，鱼肉等汁暨米汤信宿而生蛆者以为饮”。尽管每天日晒雨淋，饱经霜露辛苦，但餐桌上的肴菜，却一点也不单调，至少蛋白质是足够的，所以在鹿颈村发现的男性人骨，年约四五十岁，身高1.7米，体格不逊于现代人。

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晚期的广州地区，已有不少人烟，形成了不同的聚落，生齿日繁。聚落之间并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你来我往，交流密切，甚至还有某种形式的交易。最明显的例子是，不同聚落使用的石制器具，工艺如此相似，让人不禁猜想，它们好像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在西樵山就有二十几个石器加工场，俨然石器的生产中心，不同聚落的人，用各种物资去换取石器。

人们甚至可能已经建立起某些管理规则行为规范。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找到大量残破的石器、陶器（几乎无一完整）和动物残骨、贝壳，却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那么，这些人类生活垃圾是怎么来的？这是不是一个垃圾堆填区？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人们会循规蹈矩，不嫌麻烦地把垃圾运到这里丢弃？几千年前人们是用这种方法处理生活垃圾的吗？这些问题虽然不会有答案，但也饶有趣味。每一个考古的新发现，都为后人拓展了更大的遐想空间、更多的可能性，也带来了更多的不解之谜。

某些掺杂了神话的传说，追溯越族祖先，从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两晋名臣贺循在《会稽志》中说：“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少康的活动范围，在河南、山西一带。《国语》里有一段注文提出：越王“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原及西北。祝融的孙子季连，出生于河南，其部落生活在河南、甘肃、陕西一带，与以牧羊为业的西北羌族多有联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变体，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

当时一个部落有多少人呢？夏朝时，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百人左右，就算大部落了。由于各部落间，不断爆发争地盘与抢人口的战争，一些部落战败，各散东西，分成几个小部落，或被其他部落吞并。不断的裂变，让人搞不清各个部落间的血缘关系，所以有“三代不同源”之说。

夏末商初，曾经显赫的季连部落也被打垮了，部落中氏族分路逃亡，熊氏一支逃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休养生息。他们因善于罗网捕鸟而被叫做“罗”。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县，名为罗国，面积约一二百里，周朝一里相当于现代的四分之三里。熊氏另外一支被封在荆州为楚国。

罗国与楚国都是季连部落的后裔，但春秋时代，楚国吞并了罗国。罗族愤然与熊氏割席，改称罗氏，以纪念故国，南迁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391年，楚国平定了东越，但南越因有五岭为屏，楚国不能越雷池一步，罗氏便逃入了南越的地盘，建立“缚娄国”（也就是后来的博罗）。有人认为，如今两广地区，保留着大量“罗”字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湖、罗欧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南下经过的痕迹，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芈”。

一个与岭南似乎毫不相干的中原小部落，就这样，和广州历史挂上钩了。

五羊神话，在广州传诵千年，家喻户晓。相传有五仙骑羊，各执穗禾一茎六出，降临广州，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然后五仙腾空飞去，羊化为石。所以广州也被称为“仙城”“穗城”或“羊城”。唐代初年，羊城这个名称，已广泛流传。初唐诗人沈佺期《峡山赋》即称广东清远峡山“切惟羊城王岭之要冲”。高适的《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诗亦有“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之句。在唐人诗文、笔记、杂史中，“五羊城”或“羊城”的出现，屡见不鲜。

几乎所有人谈论五羊故事时，都把它说成是农业文明从中原传到岭南的象征。这是对想象的随意阐释。比如《岭南民间文化》一书便总结说，五羊传说是一则“史前拓殖神话”，反映史前时代北方文明对岭南的“拓殖”。这种说法是完全错的。

五羊传说，最早出现在晋代裴渊的《广州记》，此书原版已佚，现仅存收在宋代《太平御览》里的残篇。裴渊写道：“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象其瑞焉。”冯沛祖的《越秀史稿》说，“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广州“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神话”。但我们从最古老的裴渊版本中，却看不到有神话色彩，无非是高固家里有五只羊，当地人觉得很稀罕而已。与裴渊同时代的顾微，也写了一本《广州记》，记述与裴渊相同。

显而易见，这两本最早讲述五羊故事的书，都没有说五羊是仙羊，也没有五仙的出现，直到南朝时，故事才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南朝宋人沈怀远在《南越志》中大笔一挥，写道：“昔有五仙牵五色羊至此”，不仅多了五仙，而且羊也变成了带有仙气的五色羊。沈怀远信奉道教，曾受妾室王鹦鹉巫蛊事件牵连，被宋孝武帝发往广州，几乎杀头。五仙和五色羊的出现，是他采自民间传说，还是基于自己的信仰编造的，现已不可稽考。

这个故事后来衍生出多个版本，时间跨度逾千年，细节也愈丰富。有说五羊降临于周夷王（前895—前880年在位）时，有说降临于周显王（前369—前321年在位）时，有说降临于任嚣、赵佗征讨岭南（前222—前214年）时，也有说降临于西晋（266—316）时。情节从最初“五羊衔谷萃于楚庭”，变成后来的“五仙牵五色羊而至”，再后来变成五仙人骑着五色仙羊，驾着五朵彩色祥云，在柔美悠扬的仙乐伴奏下，从天空飘飘而降，仙人把稻穗赠给广州人后，又踏着祥云飞走了，五只仙羊却因依恋人间，留下化为石头。

然而，无论哪个版本，成书时间都不是史前，讲的也不是史前故事，与“史前拓殖”没有任何关系。岭南农业和畜牧业，不是北方传来的，广东甚至是全国最早发明种水稻的地区之一；岭南人也早就开始饲养猪、水牛和狗等家畜了。

真正与五羊有关系的，不是五仙，而是裴渊、顾微在各自的《广州记》里都提到的高固。他是历史文献中出现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广州人，楚威王时以才学闻名，做了五年楚相。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把他列为百越先贤之一。高固的祖先是高傒，姜姓，高氏，春秋齐国大夫，姜太公的后人。姜是羌人的姓氏，而羌人以牧羊为业，奉羊为图腾，与季连部落有不少亲戚关系。因此，高固在家里养羊，也是有可能的。

近代学者对高固其人的真实性，一直很怀疑，因为高固的名字，未见于东晋以前的典籍。民间却言之凿凿，深信五羊确实降临在高固的家里，并赠了一茎六出谷穗给广州人。北宋初年，五仙和五羊传说，得到官府加持，热度骤然提升，还在广州人认为是高固故居的地方，兴建了第一座五仙祠。

这座五仙祠的地点在十贤坊，即今北京路与广卫路交界之处，先秦时是禺山西麓。在广州人心目中，高固曾在北京路居住过，五仙骑羊也是降临在北京路。后来五仙祠一度迁往他处，但宋政和年间（1113年前后），又搬回了十贤坊。南宋嘉定年间（1218年前后），五仙祠迁往西湖玉液池畔（今西湖路附近），称奉真观；南宋末年迁至今广仁路；明洪武元年（1368）毁于大火，十年后迁建于大市街（今惠福西路）。明成化五年（1469）和清雍正元年（1723）都对五仙观进行过重修。

至此，五仙和五羊到底具体降临在什么地方，已不再重要了。在五仙观内后殿东侧的原生红砂岩石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凹穴，为古时山坡受海水回旋冲刷侵蚀而成的瓯穴。两穴互相连通，长约三米，宽约一米，状如人的脚印，凹穴下有泉眼，名为“陀泉”。人们就说，这是仙人留下的足迹，于是围绕凹穴砌石为池，名为“仙迹池”，池壁上嵌“仙人拇迹”石匾，成为广州一处胜迹。

1925年的《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署名“甘树熙”的文章，说他探访五仙观时，主持道人告诉他另一版本的五仙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五仙与五羊，同为一体。当初白鹅潭是一汪弱水，行舟甚险。某日有五人雇船过潭，船至半途，忽然兴起巨浪，小船摇摇欲覆。五人投二石于水，顿时风平浪静。白鹅潭从此波澜不兴，每于月白风清之时，可以见到一对白鹅浮没于波间。这五人登岸后，行至大市街，化为石羊。明、清两代，五仙观均入选“羊城八景”，分别名为“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当然，五羊降临只是一个民间故事，所谓仙人拇迹，也不过是附会之说。与高固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公师隅，也久居岭南。明人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说他筑了一座南武城，是为广州建城之始，却没有指出具体位置，只说“乃往相度南海，将依山筑南武城以拟之。”后来很多人说，南武城就建在越秀山边，不知何所据而云。也许因为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说：“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因此他们就据高固住在越秀山下，推断南武城也在越秀山下。

明、清的记录，距离春秋时代，太过久远，且无更多旁证，哪怕是东汉时专述吴、越两国史事的《吴越春秋》，亦无相关记载。因此所谓南武城，早经清人阮元《广东通志》指为可疑，更遭到清光绪年间《广州府志》直斥“向壁虚造，不足为据”。楚国的势力范围止于五岭，未能征服两广，但觊觎之心是有的。楚威王请世居南越的高固任楚相，很可能就是为了谋取南越。如今在越秀山上立有一座“楚庭”牌坊，纪念楚国与广州的交往，可见广州人没把楚国当敌人。因此，比罗族逃难更合乎情理的想象是：高固是南海人，楚王派他回家乡，与越人联络感情，高固带了几只羊和一些谷穗稻米，作为见面礼送给岭南土著首领。人们第一次看见这种奇怪的动物，无不啧啧称奇，认为是天示祥瑞，高固也因此大受欢迎。结果口口相传，羊成了民间故事的主角，最后被升格为“仙”。

不管是罗氏，还是高固，他们带来了稻米，不等于广州没有稻米。两广种植稻子的历史，比楚国平百越的时间更早，在很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有肩石斧，就是耕地的工具。1996年在广东英德云岭狮石山牛栏洞发现了1.8万年前的水稻硅石；1965年在广西桂林发现一万年前的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水稻专家认为，野生水稻需要的基本自然条件，是江河入海处且具一定规模的三角洲和岸边沼泽，因此，中国水稻的种植历史，应是从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而不是相反。

在广州周边地区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些陶罐在当时是用来装什么的？很可能，除了盛水，就是贮藏粮食。农业愈发达，家里的坛坛罐罐就愈多。有人推断陶器是伴随着农业文明而出现的，不无道理。罗氏或高固还带来了羊，但羊始终未能成为岭南主要的家畜，越人嫌其羶臊。屈大均说：“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难怪有人说，“羊城”既没有羊，也没有城。

至于“罗”字地名，是否罗氏族人的印记，在无史实佐证的情况下，只能靠猜。楚国平东越后，洞庭湖畔的罗氏族人，已分崩离析，一支入了广东境内，一支从滇东、滇南迁入湄南河下游，还有一支向西越过神农架进入川东，定居阆中，一部分西迁到北胜县。按常理推测，罗氏四散逃亡，能翻越五岭的重岩叠嶂，穿过大片原始森林，逃过毒蛇猛兽的袭击，进入广东的人数，当不会太多，但罗字地名却遍布广东全境，远及广西。罗氏到底需要多少人，才能走遍这些地方，并且都以他们的姓氏命名呢？

语言学家说，广东很多地名，其实出自僮语，包括以那、乌、良、思、古、都等字起首的地名都是，罗字亦然。在僮语里，“罗”与“六”是相通的，如封川六田、信宜六岸、茂名六双、化县六磊坡、阳江六平山等；“六”与“禄”也是相通的，如台山禄马、南海禄境、鹤山禄峒、德庆禄滚等。这些地名最初都是口头的，没有文字，后来写入官府文书时，以读音定字，按照书写者的不同理解，便写成了不同的字。

罗氏族人即使到过岭南，也只是岭南文明的介入者，得到了岭南文明的包容与接纳，而不是开创者。中原人的到来，也许确实带来了北方的某些农耕技术，对广东的农业与畜牧业，有助推作用，但并不是说没有中原，岭南就永远要茹毛饮血。事实上，中原的某些农耕技术，在岭南未必适用，盖因地形不同，水土气候不同，种植的品种也不同。

天地间自有人类以来，广州人便生于斯，长于斯，耕耘树艺，渔海樵山，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文化一天天茁壮成长。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中原征伐不已，江山万里，尽成战图，但广州有五岭屏障，依然河清海晏。战国后期，甚至和海外建立了贸易往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海内外商贾咸集，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司马迁的《史记》描写：“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后来《汉书》又补了一句点睛之笔：“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司马迁所说的“果布”，可能是指蔬果布匹，但也有人猜测，可能是指“果布婆律”，即马来语中的“龙脑香”。如果这个推测正确，那么就为当时岭南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佐证。司马迁把番禺（广东广州）与邯郸、燕（河北易县）、临淄（山东淄博东北）、彭城（江苏徐州）、宛（河南南阳）等地并列为“都会”，显示出太史公独具慧眼的见识。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史记》所描写的这种景象，究竟出现在秦始皇嬴政征服岭南之前，还是之后？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这一判断，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如果不是秦王朝的南征，广东沿海完全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体系——海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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