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行为:社会心理学导论_人性与行为:社会心理学导论（杜威著作精选） [美] 约翰·杜威著，刘放桐，陈亚军编_9787567597358

《人性与行为》由杜威于1918年在斯坦福大学韦斯特纪念基金会上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发展而成。详细阐述了杜威关于习惯是“社会功能”的观点，以及诸如习惯、风俗和探究的科学方法这类社会现象既是道德的，也是自然的。这些讲稿后来又被重写、修订和扩充，从而成为杜威最著名的著作之一。

主编序
在杜威诞辰160周年暨杜威访华100周年之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杜威著作精选》，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
一百年来，纵观西方思想学术发展史，杜威的影响不仅没有成为过去，相反，随着20世纪后半叶的实用主义复兴，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诚如胡适先生所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在中国，杜威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只是在不远的过去，国人才终于摆脱了非学术的干扰，抱持认真严肃的态度，正视杜威的学术价值。于是，才有了对于杜威著作的深入研究和全面翻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历来重视对于杜威著作的翻译出版，此前已推出了《杜威全集》（39卷）、《杜威选集》（6卷）的中文版，这次又在原先出版的《全集》的基础上，推出《杜威著作精选》（12种）。如此重视，如此专注，在国内外出版界都是罕见的，也是令人赞佩的。
或许读者会问，既有《全集》、《选集》的问世，为何还要推出《精选》？我们的考虑是：《全集》体量过大，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不论是购买的费用还是空间的占用，均难以承受。而《选集》由于篇幅所限，又无法将一些重要的著作全本收入。《精选》的出版，正可以弥补《全集》和《选集》的这些缺憾。
翻译是一种无止境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借这次《精选》出版的机会，我们对原先的译本做了新的校读、修正，力图使其更加可靠。但我们知道，尽管做了最大努力，由于种种原因，一定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以使杜威著作的翻译臻于完美。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焰社长，感谢朱华华编辑。杜威著作中文版本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朱华华编辑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没有这种支持和付出，就没有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杜威著作精选》。

刘放桐陈亚军
2019年1月28日于复旦大学杜威中心

修订版译后记

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杜威著作精选”系列，这对传播杜威的思想和观点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39卷本的《杜威全集》体量庞大，即使是研究杜威思想的博士生和专家们也未必能够通读所有这些著作，一般读者想从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篇章就更加不易。所以，非常有必要把那些能够代表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著作选出来单独出版，以飨读者。
重新审校《人性与行为》书稿，一方面深深感受到杜威在其所处的时代对人性、道德和行为的传统理解方式的激烈批判。他反对把人性视为永恒不变的绝对主义观点，反对把习惯、冲动和理智割裂开来的理论图式，反对离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去寻求道德和善的理解视角，反对把人性与道德相互分离的做法。在杜威看来，即使承认人性的构造中有诸如本能等不变的因素，但我们依然不能据此假定那些满足本能需要的方式和习惯也是永恒不变的。用杜威在《人的本性是变的吗？》中所表达的观点来说，“问题将不再是人性是否可以改变，而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如何改变”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0页。
。杜威在《人性与行为》的导论中明确说道：“一种以研究人性而非忽视人性为基础的道德会发现，关于人的事实与自然界中其余事实是相连续的，因此它会把伦理学与物理学和生物学统一起来。它会发现，个人的本性与活动和其他人的本性与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把伦理学与对历史、社会学、法律和经济学的研究联系起来。”（p.10）所以，对于杜威来说，我们既不应当以道德与人性的分离为基础构造一种精巧的道德形而上学，也不应当“浪漫地赞美自然冲动，并把它当作某种优于所有道德要求之物”，而是应当依托人性以及行为，在一种动态的状态中构建真正符合人的道德和适合人的善。
另一方面，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杜威在本书中以及其他不同主题中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原则和方法”。从哲学史的发展脉络来说，杜威既不赞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传统，也不满意罗吉尔·培根和弗兰西斯·培根所倡导的经验论观点。杜威认为，近代这两个哲学流派依然在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心灵与身体、理智与感觉等二元对立的观点之间游走，没有真正消除这些对立，而他所提倡的“经验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经验论”或“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则通过把人与经验和自然有机联系起来，真正消除了上述那些二元对立的存在。因为，“经验乃是达到自然、揭示自然秘密的一种且是唯一的一种方法，并且经验所揭露的自然（在自然科学中利用经验的方法）又得以深化、丰富化并指导经验进一步地发展……”。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0页。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杜威所说的经验既不是理智经验，也不是感觉经验，而是作为主体的人与自然接触时所发生的“原初经验”。在他看来，“哲学，和一切反省分析的形式一样，暂时使我们离开在原初经验中为我们所具有的事物；在原初经验中，这些事物是直接地发生作用和被作用的、被利用着和被享受着的”。
同上，第22页。
杜威在当时所推动的这种哲学运动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或工具主义”。这种运动完全反对那种认为“追求更高的实在决定哲学应研究的工作”的哲学传统，“它肯定哲学的目标和任务跟古代哲学传统的所谓追求智慧的任务是完全相同的；所谓追求智慧，即是追求那些能指导我们集体活动的目标和价值。它认为进行这种追求的手段不是掌握永恒的和普遍的实在，而是应用科学方法和最好的科学知识之结论……把那应用在物理和生物现象上的科学的验证知识的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务上去”。
《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
显然，杜威在这里倡导的是一种哲学上的“行动主义”或“效果主义”，而非“功利主义”。但后世的学者们却明显把“实用主义”等同于“功利主义”，使杜威在哲学史中的地位受到严重忽视。诚如哈贝马斯在《确定性的寻求》德译本的书评中所说：“在美国的一些大（哲学）系，相当时期内他（指杜威）是一条‘死狗’。1979年，理查德·罗蒂把杜威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称其为‘本世纪三位最重要哲学家’之一；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上述局面才得以改变。与美国不同，在德国，杜威就连在过去当中也显然没有一席之地——除了在教育学领域，以及盖仑的人类学中。”
《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
很明显，杜威及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与在德国十分不同。由于杜威曾经在1919年到访过中国，在中国待了两年多，亲自宣讲其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思潮，又对中国的许多问题发表看法和给予论述，再加上一批中国学者在20世纪赴美留学和回国宣传，因而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经历过高潮时期。但随着对分析哲学，尤其是分析的实用主义思想的重视，包括杜威在内的古典实用主义思潮也经历了低谷时期，甚至遭到误解。
2019年7月初在哈尔滨召开的实用主义哲学研讨会上，中文版《杜威全集》主编、著名的实用主义研究专家刘放桐先生提出由于学界经常误解“实用主义”一词的含义，因而应当给“实用主义”更名，建议改为“实践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因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恰恰与马克思的实践思想不谋而合，诚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杜威思想的目标正是通过经验和行动改变人、社会和自然界。然而，更名能否真正达到最初的目的？这也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21世纪之初刘放桐先生主持的《杜威全集》翻译工作恰恰是在为“实用主义”正名，试图通过翻译和研究杜威的著作，真正把握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之真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杜威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实用主义”一词在中国会慢慢变成一个“褒义词”。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实用主义’这个词在德国也已经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一个褒义词”。
《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最后，十分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华华老师对我拖延交稿的“包容”，由于2018年书稿邮寄中的“迷失”，再加上自己的“怠惰”，导致本应当在2018年年底完成的任务，2019年的暑期才得以迟滞完成。

罗跃军
2019年8月1日于黑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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