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发展趋势_刘放桐著_9787208148123

本书收录了刘放桐近二十年来所发表的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关系的二十七篇论文，紧紧围绕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相关性这一主题展开。作者心系我国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及其基础这一尚具争议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前言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计划出版一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获奖者的代表性论著选辑。我是此项奖第一届（2004）获奖者之一，属应出选辑者之列。但我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多部选辑了，若现在再出一部，一些重要内容必有重复，所以我曾考虑不再出。后来复旦文科处告诉我，上海社科规划办并不要求出新著作，可以用出版过的书重出，其他获奖者也有与我类似的情况。既然如此，我也可以再出，但我仍希望不简单重复。2009年，我曾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将我一些与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相关的论文编辑成册，以《探索、沟通和超越》为名，作为他们的“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中的一本出版。2012年该社还出版了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作为袁贵仁和杨耕教授主编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这两部书中已有一些重复的内容，现在编的这部书更难以做到完全避免与这两部书重复。毕竟我最有代表性的论文是不能不选的。为了使新的选本尽可能有些新意，这次编选时我删除了多篇过去选本中入选，但不是最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新选了几篇当时未入选的论文，包括近些年来新发表的几篇论文。在编排上也作了一些改变，以此突出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这个主题。

记得上海最初设立学术贡献奖时，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有在1949年以来对某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上做出了得到全国学界公认的创新性成果。我个人才智平庸，按理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加上我个人为从事学术研究设定的目标较为符合我国学术发展的长远趋势，我又有较坚定的毅力，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包括非政治和学术性的）将其实现。这样，在我所从事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上，倒确是做了一些在国内领先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编写了三个版本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它们对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另外，还写有一些与这三个版本的教材相适应的论著。它们有的是为编写的某一版本做准备，有的是发挥或者补充教材中的观点。其中《重新评价实用主义》（1987）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1996）两文都是首次颠覆了过去以维护“马克思主义”为名、实则背离马克思主义，并流行了近百年的权威观点，这对学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开拓性意义。上海市社科学术贡献奖评委会以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开拓性的持续研究及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肯定了我的工作，这大概既与《现代西方哲学》教材的影响相关，也与包括上述两篇文章在内的一系列论著的影响相关。

按照上海市社科规划办出这套选辑的意图，我的选辑的内容应当是与获奖相关的论著。这首先应当是三个版本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但从教材中选择具体的章节很难作到有代表性；另外，这三个版本加在一起共印刷了几十万册，读者很容易找到，似乎没有必要选来重出。我想还是在此对三个版本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来龙去脉作简单介绍，正文则选编我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特别是与关于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的论文。下面简单介绍三个版本的《现代西方哲学》，同时提及与之相关的两篇最有代表性的论文的来龙去脉。

《现代西方哲学》于1981年初版。它是我国学界1949年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介现代西方哲学的教材式的论著，从一个方面填补了本学科30余年来事实上的空白，为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第一个可资参考的框架。当时各大学哲学系都开始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其他学科的师生在经历长期的封闭后也殷切希望通过这个窗口来了解外界，本书的出版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很快成了畅销书。教育部举办第一次高校教材评奖时本书获得一等奖。香港《壹周刊》甚至将其列入20世纪80年代国内影响最大的20本书之一。

其实这本书的编出并非由于我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历史机遇等原因。在此还应提及全增嘏教授的贡献。当国内其他大学都未被允许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时，他却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获准开设。我1961年代初到复旦后，他得知我有过一段接触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就把讲授和进一步建设这门课程的任务交给我，我由此在这门课程的建设上起步较早。另外，我深信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终将得到尊重，国内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的态度也必将改变。尽管我的学术水平远不及前辈学者，甚至也不及一些同辈学者，但如果在他们因受到限制而难以展开工作的情况下，我能利用复旦相对宽松的条件，敢冒一定政治风险，并尽自己最大努力编出一部相对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书稿出来，那也许会对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开拓作用。后来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文革”以前我已完成过半，“文革”中虽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还是得以立即全面恢复，并在一些朋友的帮助参与下较快地完成并出版。

我对《现代西方哲学》初版存在的缺陷在出版前就有自知之明。除了因受学识浅薄而未能对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作出精确的阐释以外，最主要的是未能摆脱长期流行的简单化的批判模式。记得教育部为这部书稿开审稿会时，有两位前辈专家曾建议我抛弃这种批判。我未敢这样做。当时“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还还相当严重。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指责为背离马克思主义、宣扬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在此之后十多年国内出版了众多现代西方哲学教材，也都未敢摆脱这种批判模式。

但我还是一直在寻找克服这种批判模式的途径。考虑到实用主义在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中最有代表性，在中国的影响也最大，长期以来对它的批判的片面性又最明显，于是就决定从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写一篇“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等着手。我思考准备了几年，直到1986年才写出。其中以分节标题的形式明确地提出“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这种观点与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对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全盘否定的观点针锋相对。公开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敏感性很大，要冒较大的政治风险。我把文章先提交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年会小范围讨论，1987年才在以书代刊的《现代外国哲学》上发表。想不到此文受到了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学会1988年还顺势在成都举行了较大规模的全国性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就抛弃长期流行的简单否定的批判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重新评价实用主义取得了很大的共识。既然对实用主义应当重新评价，那么对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也应这样。因此成都会议实际上成了我国学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重要转折点。

正是由于破除这种简单否定的批判模式已得到广泛认可，我在1990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分上下两册）中对各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阐释就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观点了。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出版的大量同类教科书相比，我的修订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在摆脱旧的批判模式的制约上在国内又明显领先了，由此也得到了读者和同行专家更多的欢迎，他们仍将其当作对同题材教材的首选。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告诉我，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还一次买了几万套，发给团以上干部参考。

仅仅作客观介绍远未达到在我国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目的。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中国学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使命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在中国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发展现代西方哲学，也不是建立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国学派，而是通过对这些哲学的是非功过和成败得失的分析来吸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用来克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上可能的失误和片面性，特别是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就应当在对现代西方各派哲学的实际所是作尽可能全面和深刻的认识的同时，将它们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比较研究。因此，在以相对客观的介绍为特征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出版后，我的注意力就转向这样的比较研究，力图使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达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

在做了几年准备后，1996年我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其中提出了如下两个观点：第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归结为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向形而上学、进步转向反动，而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一次具有整体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即由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它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第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的关系不能仅仅被简单归结为绝对对立的关系，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建立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二者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为了不至于被理解为混淆这两种哲学，本文还明确揭示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无论从理论形态还是阶级基础上说都有原则的区别，马克思的哲学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西方现代哲学）。上述两个观点同样是对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长期流行的权威观点的颠覆。由于立论有据，一些反对它们的人并未发声，学界中绝大多数人则高度赞赏，这对我又是一个很大的鼓舞。2000年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也由此进入将这两种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新阶段。它除了继续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外，还获得了哲学学科当届唯一的国家级优秀奖。复旦大学的现代西方哲学也由此被评定为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课程。

从更广泛的目的说，提出上述新观点既是为《新编现代西方哲学》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作准备，更是希望能促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提高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新阶段。正因为如此，我在编写《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同时，竭力从事一些促进这方面研究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我一直努力从事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工作。从各种不同角度对上述观点加以论证和发挥。在1996年《论纲》发表以后这些年，我就这方面的问题写过几十篇文章，其中《新华文摘》全文或大幅转载的就有十多篇。另外，我还编著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1）、《中国的现代哲学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RVP，英文版，2004）、《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探索、沟通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现代哲学的变更与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等书。这些论著对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和西方各国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在后来的演变等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就我个人能力所能及的，我都已做了。

另一方面是促进和推动学界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曾和哲学界的几位著名专家发起举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的对话会。虽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但我们一直未放弃。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以全国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在上海开了马哲和西哲的对话会。高校系统从事马哲和西哲研究的著名专家几乎都出席了。会议的主题正是如何在更深入和客观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开展对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重新从不同层面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期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会专家经过认真讨论在这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我在上述“论纲”中提出的观点也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许。这次会议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都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推动了对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

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根本使命，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作比较研究是完成这种使命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更好地促进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对比较研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作更多的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其次，要对敌对势力用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们腐蚀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可能产生的消极和积极影响严格区分开来，杜绝其消极影响，借鉴其积极影响。第三，要深入研究各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之间和联系和区别，特别是探讨它们的变化与由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现当代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的联系，以便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下，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符合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因素，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体现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总的说来，我在本学科上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变革的前提下用真正的马克思的观点来重新认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在西方哲学出现了从近代到现代的重大转型的条件下重新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伟大意义。在对革命变革和近现代转型都有了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并由此探索现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和影响。

我个人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我仍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目前我正以“当代哲学发展趋势：实用主义还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题，试图用实用主义来汇通现代西方各派哲学，然后将其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由此揭示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体现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由于实用主义不仅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哲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又最能体现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因此将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比较的意义。正像只有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以美国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才能体现现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样，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个课题很大，以我的年龄和精力，未必能够圆满完成，但我至少寻求在这方面做一些启示性的工作。我希望现在这部选辑的出版能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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