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陈鼓应著作集·精装）_陈鼓应编_9787101136999

《春蚕吐丝殷海光*后的话语》，为陈鼓应编集的体现殷海光晚年生命境遇和学术思想转变的一本重要著作。汇辑的内容包括殷海光晚年思想记录（《病中沉思》、《病中语录》），殷海光遗嘱，遗稿（《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生平记录（陈平景《殷海光先生传记》、陈鼓应《殷海光先生晚年纪事年表（19661969）》），聂华苓、徐复观、王晓波等友人学生的纪念文章，以及殷海光晚年与陈鼓应的若干封通信（影印件）等。这些篇章不仅让人对殷海光的人格有了深切的感受，而且反映了他文化观的转变。

本书序言：追忆殷海光先生的晚年境遇（代序）陈鼓应

引言

1956年，我考进台湾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哲学系。大一的时候，我选修了殷海光先生的逻辑课。大二时，我又选了方东美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那时期，当代西方出现两派对立的思潮逻辑实证论与存在主义，刚刚同时传进台湾的大学校园。殷先生倡导的是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论，我和一些喜欢文学性哲学的同学则比较喜欢存在主义。由于偏好的不同，因而在哲学专业上，我渐渐地跟随了方先生的方向。研究所期间，方先生是我撰写尼采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20世纪60年代以后，两位老师在我的学术人生与现实人生上都产生了毕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倡导逻辑之外，殷先生还是一位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启蒙教育家，他的兴趣时常跨越出专业范围。在课堂上，同学们体会到殷先生更多的心思是放在运用逻辑推论分析时政上。他那清晰而低沉的语调，常使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不时流露出的关切现实人生的情怀。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殷先生1948年11月4日曾经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这篇震撼大江南北舆论界的文章问世不久后，殷先生便东渡到了台湾。

1947年，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殷先生曾获洪谦教授引介到金陵大学教书，讲授哲学概论和逻辑的课程。（这件事情，是1985年我到北大任教时访问外哲所长洪谦先生，他亲口讲述给我的。洪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教授，也是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1949年殷先生赴台，又经熊十力先生向方东美先生推荐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熊先生在1949年6月16日致信殷先生，说方东美先生来信，云汝事曾有人向校长推荐过，委实无缺，俟将来留意云云。不过殷先生最终还是得以进入台大哲学系。（这件事是殷先生亲口告诉我同班同学赵天仪的，殷先生对他说：那时我带着熊先生的信去看方先生，方先生说你只能担任讲师，副教授再说吧。为此我特意回校查过，方先生在台大出任系主任的任期为1948年8月至1950年2月，而殷先生的聘任正是方先生接任系主任期间。）

殷先生1954年升为副教授，1957年升任教授。他在这一时期沉浸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中。我们每一次去看他，都是他亲自开门，小小的客厅里有很大的书架，上面全都是英文版的专业哲学论著。（殷先生过世后，殷师母清理他的书籍共910本，其中西书占755本，后全部放在台大图书馆特藏室。）

自1948年发表了《赶快收拾人心》这篇社论以后，殷先生沉寂了近十年。1957年8月1日，沉思多年的他，忽然在《自由中国》第17期的社论上发表《反攻大陆问题》，这篇文章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官方与极右派调动报刊、电台等多种媒体制造舆论，连续发动猛烈攻击。官方认为这篇社论是在倡导反攻无望论。在这种形势下，胡适出来打圆场，提出反攻大陆是一块金字招牌，是不能碰的。这以后，殷先生连续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政治神经衰弱症》（1958年6月16日）、《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1959年4月1日）、《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1960年5月16日）。这些文章在我们年轻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殷先生的言论激荡人心，他划时代地、阶段性地取代了胡适在台湾的影响力。在那沉默是金的年代里，这样的言论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当然，也构成了殷先生日后被迫离开台大的根本原因。

殷先生的学生中有很多优秀的、有时代感的文法科学生以及港澳侨生，在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在当时扮演了从民间沟通两岸的重要角色，殷先生晚年经常托他们传递信息、购买海外书籍。

严格来说，我只是殷先生的学生，而非他的弟子。殷先生倡导逻辑、知识论和科学哲学，师兄罗业宏、刘福增，学弟林昭田、何秀煌等，在专业上走殷先生的道路，有不少殷门弟子在大学毕业后陆续前往北美留学，殷先生晚年病困时，他们多不在身边，殷先生也就更多地和我们这些留下的学生相往来。我们不仅与殷先生共同经历了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时刻，有些需要跑动的事情我们也参与其间。比如，殷先生晚年的一些紧要信件，有些是由我通过友人吴大中悄悄带出境外的。

在殷先生的海外通信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他给林毓生和张灏的信。师兄林毓生、张灏与殷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讨论学问，还是沟通感情，他们与殷先生之间的交往，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殷先生晚年，我们的联系较多，最初的单独接触就是从一起谈论存在主义、庄子等话题开始的。

......

三、殷先生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前因后果

2016年是殷先生被迫离开他所挚爱的台湾大学五十周年。1966年，他遭此厄运。当年12月，他专门写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在文章开头，殷先生指出我之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从一衍发的观点看，总有二十年的历史，十八年来，从中国大地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余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除，乃是事有必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此文完成十多天后，殷先生在1967年1月致胡越（司马长风）的信中说：光的困逆之造成，与台湾大学无关；而系若干文字警察所制造的空气，被校外特殊势力利用作为烟幕，强迫光脱离台湾大学所致。这里的文字警察，当然是指从1964年开始在《中华杂志》上对他不断进行人身攻击的那些人。而校外特殊势力，则是军方政战部门的主脑及军方特务机构警备总部（警总）。

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中，殷先生曾经提及一处细节：当局设法将他调离台湾大学，安排到教育部任职时，是警总给他送交的聘书。关于其中的缘故，殷先生并没有清楚地说明，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也不明白。直到殷先生去世多年以后，我才从人权单位那里获得两份当年的原始文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检察官起诉书（58）》（警检诉字第一五号，1964年4月15日）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公设辩护人辩护书》（公字第十三号，1964年5月21日）。这两份文件表明，殷先生所以离开台湾大学，无疑是警总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揣摩上意，借故捏造了一起针对殷先生的政治案件，也就是所谓的李英涛案。警总借助李英涛案诬陷殷先生，使其最终被迫离开台湾大学。

李英涛是一位退伍军人，后来成为安全单位的眼线。他与殷先生接触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殷先生为人毫无城府，看到青年人挺身而出、批判现实，他内心自然感到亲近。正如他给学生何友晖的信上所说：我的为人，好恶分明，壁垒森严，是非之际毫不含糊。这样的心灵结构，不难被人摸透。来骗我的人一进门总是谈点民主自由的口号，……我便为之激动，像古人一样，立刻相见大悦，马上引为知己，相与推心置腹。（1969年1月1日）直到后来李英涛带来一份绝笔书，说要暗杀蒋氏父子，要殷先生帮他修改，以便传世，殷先生才发觉问题不对。因为一旦落笔，将会留下证据，殷先生便没有作出回应。但此后不久，李英涛即被警总逮捕，以暗杀罪名被起诉。白色恐怖时期，类似这样的案件屡见不鲜。

在《起诉书》与《辩护书》上，殷先生的名字用代替，被描述成为此案的同犯只不过事情的原委，不再是李英涛来找殷先生讲述他的暗杀计划，而变成了殷先生指使李英涛前去暗杀。当局就是这样为殷先生扣上煽动与颠覆的罪名的。

现在看来，这其中的原委，殷先生其实已经在1966年10月15日写给华盛顿大学屈莱果教授的信上有所提示，他说，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不是起因于一个低级官员的偶然行动，而是国民党经过长时期的考虑，阴谋对待异端的结果。

随后，殷先生又写道：我实际上被台湾大学免职。事实上，台湾在这个秋天发生了一系列的清算事件。我的一群学生静静地被免去在学校里的职位，而我是第一个开刀。他指的就是自己被台大正式解聘以后，情报单位随即开始清算殷党，我和师兄刘福增，还有张尚德三个人，相继被文化大学、东海大学和政工干校解聘的事情。

四、春蚕吐丝病困交织中晚年的反思

生于1919年的殷先生，自称五四后期人物。他在给张灏的信中曾说：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在殷先生身上，除去典型的五四精神，他所承继的还有五四一代批判中国传统的思想立场。

说殷先生反传统其实并不确切，较恰当地说应当是反道学。在《旅人小记》中，他说：笔者平生可说无私怨，但平生思想上最大的敌人就是道学。在任何场合之下，笔者不辞与所谓道学战，笔者亦将不会放弃这一工作。之所以如此，原因是笔者个人自了解人事到现代，深刻了解道学的毒害实在太大太深了。人生经验的增加，使我对这一点坚持不移。殷先生所谓人生经验，与他的童年记忆密不可分。在晚年给林毓生的信中，他曾经写到：在家世方面，当我童少年时，家道已经中落，但是长一辈的人还要摆出一副架子，说话矫揉造作，室屋之内充满理学式的虚伪。我简直讨厌透了！这成为我日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文化的心理基础。可见，晚年的殷先生一方面重申自己的这一立场，同时也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做出了反思。

在为殷先生笔录病中遗言时，我发现：以往殷老师所着重的都是知识问题，如今他所关切的是人生或心灵的问题。他眼看这个世界技术化愈来愈强，而人的道德理想愈来愈败坏，人的心灵愈来愈萎缩，人的生活愈来愈繁忙，四周的空气愈来愈污染。这种情境，使他焦虑，逼他反省，令他寻求解答。以此，他扩大了思想的角度和范围，而伸入人的切身的问题，而透入生命的层域中。渐渐地，他了解到古往今来世界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古典的中国文化分子对生活层面，以及心灵的层面都曾作过妥当的安排。

由于殷先生在病中遗言中的主张与他以往的观点有所区别，加之我本人在日后主要从事道家哲学的研究工作，所以有的朋友以为其中也包含了我的意见。这种误解，我想，有必要再度进行说明。

我在整理殷先生的部分遗物时，发现了一份他在生前准备的英文演讲稿，题为My View of Chinese Philosophy（《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这是一篇由三部分组成，已经高度成型，署名Yin Fu-sheng（即殷福生陈鼓应注）的文件。于是，我的学生邹台蒂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971年1月出版的《大学杂志》第37期上。这份稿件是殷师母整理殷先生书册时交给我的，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殷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并且系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与他在病中遗言中的相关主张，恰好彼此呼应。所以，在编辑本版《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时，我把《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中文译本收录进去，希望以此更加完整地呈现殷先生晚年的思想图景。

关于殷先生临终前的情况，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已有记载。我想补充的，只是我当时的心情。记得一天接到师母的电话，说殷先生的状况很不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希望我们帮忙把他赶紧送到台大医院去。深沉的夜色，夹杂着我们紧张与恐慌的心灵。此前虽然殷先生的病情一直不太乐观，但我们似乎从未意识到他会真的离开我们。而就在那一刻，我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入院以后，殷先生的生命得以延长了几天。在他去世前，一次我正从外面进来，就在步入病房的刹那，听到师母在跟她的嫂嫂说：这些学生都很好，但在这个环境中，却没有被爱的感觉。师母说完就哭了。站在门口的我，也闻声落泪了。

2013年，师母也去世了。在离开殷先生的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中，我时常想到师母说的这句话。这句话的确重重地落在了我的心上，让我想起在我最困顿的时候，有我的老师陪伴着我，我们相对无言，同时又一起探索。那时的我，虽然感受不到社会的爱，但殷先生给我的，却是让我至今消受不尽的人间的温暖。

五、殷先生的家国情怀

在台湾这座无魂之岛上，殷先生备受压抑，但也始终抗争着。最为内在地支撑他的力量，是他的深沉而澎湃的家国情怀。

越到晚年，殷先生的家国之思愈加强烈。有时谈起往事，他会动情地说：我殷海光，家住长江头……然后哽咽，甚至泣不成声。1967年，他在写给朱一鸣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我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正如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文中所说，殷先生虽然谈起学问来，有时冷峻高迈，实际上，他看到、听到社会上的不平即热血沸腾；他炽热的心，无时无刻不去关心着苦难的中国。

晚年的殷先生，在聊天中与我谈到最多的是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的经历。在我看来，抗战烽火中的西南联大，是他一生的精神原点。1968年8月18日，在给卢鸿材的信中，他谈到：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岁月里，和我心灵契合的老师及同学随时可以碰见。在学校附近文林街一带的茶点里，在郊外滇池旁，在山坡松柏林中，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踪迹，常常可以听到我们谈东说西。现在，我回忆起来，总觉得梦魂不到关山难！内心说不出的想念。这是殷先生的肺腑之言。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放在特定的时代脉络中进行。我自己所经历的，尚且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世界，殷先生更是如此。大的动荡，造就了他大的视野与胸怀。中国传统的士阶层所拥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抗战时期被重新激发出来。殷先生在西南联大，感染的正是这种传统的力量。所以，他自始至终都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非常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民主与民族是彼此交织的。

在给朱一鸣的信中，殷先生提出了他对于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看法。他说：未来的世界，并非如包尔所说的三个半权力，而是在美国、苏俄及中国三个权力重心的动力（dynamism）支配之下。我把这个形势称为新三国。这三个新三国有两个结合原理：一个是人种，依照这个原理而行的结合是美苏以对中；另一个结合原理是ideology（意理）及politico-social system（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依照这一原理而行的结合是中苏以对美。在上述两种可能结合中，无论哪一种结合，都可构成世界势力之一紧张的均衡，而勉强保持不安定的和平。

对照殷先生身后近半个世纪历史发展的历程，可见他当年的远见，正在日后逐渐实现。他特别指出：美国能给世界什么呢？除了金钱与武器以外，什么也没有了！美国的金钱已在不够稳定的状态；美国的武器独占局面已成过去：美国会造的大体别人也会造。

当殷先生提出新三国的观点时，海峡两岸一边是白色恐怖，一边是文革浩劫。但现实的挫折并未创伤他的信心。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在殷先生的文字中跃动；而在与他的日常交往中，更让我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那是一种可以引领青年人从洞穴中穿行，看到阳光的力量。

为编辑本版《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我再次向殷先生的朋友聂华苓大姐征求版权。她在回信中写道：多年不见了。套一句俗话，但却真实：往事如烟。

殷先生曾经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位是金岳霖先生，一位是熊十力先生。他说，金先生给了他分析问题的头脑，熊先生给了他一种浓烈的生命感。或许我可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位是方东美先生，一位是殷海光先生。方先生指引我学术人生的动力与方向，殷先生指引我现实人生的立场与情怀。

1966年1月14日，殷先生写信给我，说到：内心有难以言状的凄凉。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内心深处相通，始觉共同存在。人海苍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相互温暖也。这是我在追忆殷先生时印象最深，也最想说的一句话。

陈鼓应口述，李浴洋、苗玥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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