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县九都南田武阳村（今属文成县）人，元末明初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元至顺四年(1333)举进士，至元二年（1336）步入仕途，先后任江西行省高安县丞、江西行省职官掾史、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等职。至正十二年（1352），省檄刘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赴庆元（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沿海一带参与戎事，次年十月，因建言捕斩方国珍，为上官所驳，后革职待罪绍兴。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复为江浙行省都事，赴处州（今浙江丽水）与石抹宜孙共谋括寇，宜孙用基等谋，或捣以兵，或诱以计，未几，（山寇）歼殄无遗类《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至正十八年（1358），升任江浙行省郎中。是年年底，经略使李国凤巡行处州奏守臣功绩，而执政者抑刘基军功，仅由儒学副提举格受处州路总管府判，刘基遂愤而弃官归里，著《郁离子》。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应朱元璋之聘，与宋濂、章溢、叶琛同赴应天（今南京市），刘基面陈时务十八策，深得朱元璋赏识，遂留帷幄，参与军机，为朱氏殄灭群雄，最终推翻元王朝统治登上皇位，立下了不朽功勋。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即吴王位后，刘基渐次弃武归文，历任太史令、御史中丞等职，为朱明王朝在军事、法律、科举等制度的建设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洪武三年（1370），晋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洪武四年（1371），因官场险恶，刘基急流勇退，隐居故里，唯饮酒奕棋，口不言功。洪武六年（1373），因建议设谈阳巡检司一事，遭胡惟庸等构陷，朱元璋偏听偏信，夺诚意伯刘基食禄。同年六月，刘基入朝引咎自责，留京而不敢归。洪武八年（1375），因病重，于三月乞骸骨还乡，四月十六日卒，享年65岁。卒后，于明正德九年（1514）朝廷加赠太师美号，谥文成。明武宗称他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有帝师、王佐之誉。
刘基一生著作颇丰，计有《郁离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写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春秋明经》二卷，诸集皆于明初先后梓行于世。嗣后，诸单刻本统为一集，名《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二十卷行世，明正德后易名《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或《诚意伯文集》流传至今。
二
作为一部寓言散文集，《郁离子》是中国寓言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牢笼万汇、辩博奇诡的文学审美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闪烁着刘基治国安邦的思想光辉，以及对特定时代的社会认识价值。
《郁离子》绝大部分篇什当作于元季至正十八年（1358）年底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初，但也并不排除少数作品成于明初。详见拙著《刘基考论》，第20620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刘基创作《郁离子》之时，已对元王朝完全失去了信心。这种心态在《郁离子》中就有反映，
《千里马第一·贿赂失人心》云：
北郭氏之老卒，僮仆争政。室坏不修，且压。乃召工谋之。请粟，曰：未闲，女姑自食。役人告饥，莅事者弗白而求贿，弗与，卒不白。于是众工皆惫恚，执斧凿而坐。会天大雨霖，步廊之桂\[柱\]折，两庑既圮，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饩以集工，曰：惟所欲而与，弗靳。工人至，视其室不可支，则皆辞。其一曰：向也吾饥，请粟而弗得，今吾饱矣！其一曰：子之饔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无所用其力矣！则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文中所引刘基原文，凡属《郁离子》的，以本次校勘为准；其他诗文则引自《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诚意伯文集》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出版。
从加着重号的文字可见作者对元王朝已失望至极，说明刘基此时已不愿做元王朝的殉葬品。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便有理由说《郁离子》与前此而成的《覆瓿集》 《覆瓿集》二十四卷汇总刘基元季诗文作品，创作时间前后延续数十年，而《郁离子》基本上可视为一时一地之作，故谓《覆瓿集》绝大多数诗文的创作时间应早于《郁离子》。在创作动机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它并非是为元朝的覆亡唱挽歌，而是针对元季社会弊端为未来新王朝设计治国方略。《郁离子》结尾云：
方今成弧绝弦，枉矢交流，旬始搀抢，降魄流精，为为豺，为蛟为蛇。犬失其主，化为封狼，奋爪张牙，饮血茹肉。淫淫灂灂，沉膏腻，穷渊积，骸连太陵，无人以救之，天道几乎熄矣。而欲以富贵为乐，嬉游为适，不亦悲乎？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肆礼乐，以待王者之兴。（《九难第十八·难九》）
这段话我们可看作是刘基对《郁离子》一书写作意图的自白。他明确地告诉读者：本书的创作目的是以待王者之兴。
明隆庆时人李濂说：《郁离子》何为而作也？青田刘文成公隐居而发言，发愤以明志，自伤其莫用于世，而期兴文明之治于异时也。(明)李濂：《书〈郁离子〉后》，见(明)嘉靖三十五年何镗刻本《刘宋二子》。刘基的弟子徐一夔也认为：《郁离子》创作之动因在于作者本人虽有匡时之长策，欲以功业自见，而当国者，乐因循而苟且，以致抑而不行，故发愤而撰《郁离子》一书。他又说《郁离子》其言详于正己、慎微、修纪、远利……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初，公（刘基）著书，本有望于天下后世，讵意身亲用之？ (明)徐一夔：《〈郁离子〉序》。
综合他们两人的说法，我们认为刘基《郁离子》的创作动因在于有激于元室之弊和他本人的遭际；创作目的是有望于天下后世，兴文明之治。
《郁离子》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它针对元王朝的种种弊端为未来新王朝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遵循对症下药这一基本原则，刘基为未来新王朝开具的总药方是以大德勘大乱（《麋虎第十六·井田可复》）
。
要以德治国，首先当国者自身应有德量。刘基说，人之度量相去甚远，大者有如江海，微者则如瀐泉，而君人者必须具有容纳百川的江海德量。君人者，惟德与量俱，而后天下莫不归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纳大者，祸也。汋谷之，不可以陵洪涛；蒿樊之，不可以御飘风。大不如海，而欲以纳江河，难哉！
（《螇螰第七·德量》）一国之君惟有德正量弘，方能明辨是非，任贤斥佞；广开言路，博采众议；修明法度，治国安邦。
作者认为当国者还得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这正是元末执政者所缺少的。至正初年，灾异频仍，黄泛区民饥盗起，朝廷未采取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以致事态蔓延、恶化，局面难以收拾。刘基说：
一指之寒弗燠，则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则周于其四体。气脉之相贯也，忽于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于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为损，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后倾天下之力以救之，无及于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举不可遗也。（《千里马第一·乱几》）
刘基以身喻国，生动地说明了必须防微杜渐这一深刻道理，实际上是找出了元末时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作后世当国者的前车之鉴。
基于以大德勘大乱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刘基制定了以德养民，以道任贤的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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